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51/53页）

这是中国皇帝亲手白纸黑字写明了的：本来应该生个儿子继承皇位，但是儿子至今没能生出来，惭愧惭愧。自己有病，而且病得不轻，皇太后出来主持国家大事是应他再三再四地请求才得以实现的，实在是国家的万幸。为了不使皇家断了香火，决定立端郡王的儿子溥儁为同治皇帝的嗣子——注意，不是给光绪皇帝而是给光绪皇帝的前任皇帝同治当儿子——以代替我当皇帝。

年轻的光绪皇帝不但宣布自己有病而且表明病得离死亡不远了，他为此要隐退，要立一个替代他的“新皇帝”，要为此“感谢圣母之恩”——中国高墙之内的深宫政治故事真是可以不加修饰地变成久演不衰的唱本。

1900年西历新年到中国农历新年的一个月期间，是洋人们紧张而慌乱的日子。各国公使们连续磋商着，然后频繁约见庆亲王和李鸿章，要求中国方面“澄清某些传闻”，并且再三表示其“不承认除光绪皇帝之外的任何皇帝”的坚定立场。庆亲王唯唯诺诺，敷衍着洋人们。而李鸿章因嗅到严重的政治危机的味道，为避免自己被卷进去，宁可在官职前途上受损失，也要躲避开，于是他主动提出自己到南方去任职。不久，慈禧的懿旨下来了：李鸿章任两广总督。理由是要他前去监视和控制“南方的乱党”。

这一年的冬天对于光绪来讲寒冷而漫长。

紫禁城内有三海，南海、北海和中南海。皇帝被囚禁在南海中的瀛台，“四面皆环以水”，只有一座小桥通岸。光绪的日子苦不堪言，至于苦到什么地步，野史纷纷纭纭：皇帝不能自由行动，牙齿被打掉了，因得不到医治而疼得叫唤。皇帝吃不饱饭，然而有一天，慈禧突然“恩赐”大量的食物逼迫他吃，结果皇帝“胀饱不堪”。帝国皇帝的狼狈和痛苦通常成为慈禧身边那些显赫的太监们的取笑资料。

野史虽不尽可信，但曾任监察御史的高树在《金銮琐记》一书中云：民间言光绪皇帝坐水牢，余甚疑之。近年往湖边瞻仰，湖边老屋数间，破槛当潮，虚窗待月，封骚骚而树急，波淼淼而云愁。行人指桥中有机关转捩，朝罢归来，突然桥断，诚与水牢无异云。（高树：《金銮琐记》。）

皇帝终日沉闷不已，便让一个小太监给自己拿个弹弓来玩，慈禧知道后，问谁敢把弹弓给皇上，这岂不是引导皇上淫乐？小太监当天就跳中南海自杀了。

皇帝从此狂热地迷恋于修理钟表。钟表都是洋人们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把玩日久，有的钟表坏了，皇帝居然能够把它修好。皇帝对时间的迷恋也许基于这样的心理：慈禧比他年龄大得多，他希望能够在时间上熬过慈禧。每当修理好了一座洋钟表，中国皇帝便把耳朵贴在钟盘上，“欣喜地听着时间前进的声音”。

突然，有消息传出：皇帝企图逃跑。

《金銮琐记》记载了光绪的一次“逃跑”，是监察御史高树亲眼所见：闻有一日皇上逃出西苑门，太监多人扭御发辫拉入。山人入乾清门缴还朱批，遇皇上便衣步行墀下。山人避入南书房窥觇，见皇上仰首向天而望，又行至乾清门，太监十余人拦阻去路。皇上由桥洞穿出，升东阶，坐轿入东巷，左右前后围随有百人，不能逃也。

民间关于皇帝逃跑的传闻更是热闹，在传闻的鼓舞下，无论是在帝国的城镇乡村还是荒郊野店，中国百姓们对来往行人都多了个心眼儿，因为有人说谁能在路上“迎立”皇上，一定会得到无法想像的巨大赏赐。《张文襄奏稿》收集的是两湖总督张之洞呈给帝国政府的大部份奏折，其中的一折记述奇特，说的是湖北官方抓到一伙嫖娼的人，其中有个人一会儿称是康有为的弟弟，一会儿又称是逃跑出来的“皇上”，一时间“民吏大骇”。当然，没做什么调查，张之洞就立即把这个“皇上”的头砍下来了。

中国的春节很快就要到了。按照慈禧的安排，年初一是新皇帝登基的日子。

端郡王府一派喜庆。端郡王载漪14岁的儿子就要当帝国的皇帝了。

中华帝国的官员是这个世界上生活最不稳定的一群人。在帝国专制制度下，官员们的命运起伏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心情和情绪的波动。于是，这些官员有着性格上相当矛盾的两面：在百姓面前的极端傲慢和在上司面前的极端谦卑。他们是一群最害怕皇帝也最依附皇帝的社会阶层，如同寄生在皇帝身体上的虱子，不要说皇帝的更迭，就是皇帝的一声咳嗽，就可能带来他们人生福祸的瞬间剧变。这一点，这位有皇家血统的王爷载漪体会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