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39/53页）

可以想像到康有为回到南海会馆时的得意和风光。

康有为终于平静下来了，开始等待皇帝对他的任命书。

但是，他失望了。光绪皇帝确实给军机处下达了考虑给康有为官职的旨令，军机处上报给皇帝的建议是：赏六品，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光绪皇帝批复：准。

康有为三年前就已经是六品官了，“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只不过是让他换了个“上班”的单位而已。

慈禧太后收回的仅仅是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皇帝不是有权任命三品以下的官职么？按照帝国的先例，召见之后即可进翰林院，至少可以当上内阁中书。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出了什么变故？

最失望的是梁启超。康有为没有升官，预示着他更没希望了。半个月之后，梁启超也被召见，召见后的结果也是官职六品，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气愤之下，要离开京城不干了：“数日之内，世界屡变，或喜或愕，如读相宗书也。南海（康有为）召见，面询极殷拳。而王母主持于上，他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既行矣！”（《梁任公年谱长编》，第57页。）

有人分析康有为和梁启超没有得到官职的原因时，其中居然有这样一条：皇上听不懂广东话。

中国历史上如此热闹的“康梁变法”终于呈现出极为古怪的事实：策动变法的人官职低微，根本影响不了帝国的政局。而且，这两个依靠文字来“变革”的人，直到最后竟连以自己的名义上奏的权利都没能争取到。光绪皇帝为什么没有给他“最宠信的”康有为一个像样的官职，这是历史的一个谜团。康有为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皇上。

失望使康有为们仇恨满胸膛。他们开始无所顾忌了。

14、奏折与陷阱

中国知识分子的胸中永远鼓荡着愤怒，那是由对帝国主义和自己国家的双重批判所点燃的不灭的烈火，这股烈火百年来一直在熊熊燃烧着。

国家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悲惨局面，帝国的文人们没有上战场一搏的可能，他们的武器只有嘴和笔。问题在于，帝国主义不是用嘴和笔便能挡在国门外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令能够接触到西方文明的帝国的知识分子们在压抑的生活中感到了一种希望，人权、平等、科学、技术、言论自由和个人主义……这些思想犹如新鲜出炉的洋面包浓香四溢，帝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古老的帝国中最先认识到世间还有另外一种生活的人。在19世纪末，帝国知识分子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把中华帝国变成和西方一样的国家。

康有为的上书行为在皇帝召见无效后变得疯狂了，他一月之内写给皇上的奏折数量竟比几年来写的奏折的总数还要多。另添的一个举动就是大量地给皇上送书，当然是他自己写的书。他强烈要求中华帝国要学习日本人。他送给光绪皇上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日本变政考》。这部书记述的是日本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三年间明治维新期间所发生的大事。这是康有为献给光绪皇帝的一部变革“样板书”，他特别强调要光绪皇帝模仿的内容中最可怕最致命的是：要想变法成功首先要变革帝国的政体。康有为坚决主张成立一个新的政权机构：制度局。他自己解释说，这是一个只接受皇帝一个人的绝对领导、然后再指导全国变法的政府机构。人不必多，“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便可。什么是“通才”？康有为定义为：那些“有胆识，熟谙西法的草茅之士”，没人不知道这是在指他自己和围绕在他身边的知识分子们。康有为设计制度局下设12个分局取代原来帝国所有的政府机构和衙门——这不是全面夺权是什么？光绪皇帝也许愿意这么做，因为他怨恨的就是自己目前没有权力，而这是把权力从慈禧太后那里夺回来的机会。可是，康有为是否征求了那些王公大臣们的意见？想必没有，否则这个小官肯定不会活到现在了。果然，康言一经传出，“朝论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作废矣。”——如果天下都归一个什么局来管，那么除了光杆皇帝之外，天下不就是康有为一个人的了吗？

其实康有为还是考虑到了王公大臣们的情绪，他给光绪皇帝出主意说，不要把原有的官员一扫而光，可以依旧让他们做官，官职称呼官饷待遇都不变，甚至可以给他们涨“工资”，只是不要让他们有实际的权力——总之，把他们架空，就万事大吉了。

在封建帝制的国度里，康有为设立制度局的建议可谓异想天开到了绝顶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