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32/53页）

突然，皇上说“开禁”了——大概是1897年的事情。皇上对他的子民们说：官绅士民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言论自由，恕尔无罪！

就在穿着各色军装的洋官洋兵们忙着在中华帝国的各个海岸港口登陆和悬挂国旗的时候，帝国的知识分子们正在全国掀起一个全民办报的热潮。木刻的、石印的各种类似大传单的东西满天飞舞，让几千年来一直敬重着纸张和纸张上的字的中国人突然觉得有点不吉利，因为这样的情形让他们想起了出殡时漫天飘荡的纸钱。

在那个有关“言论”的暂短的黄金般的日子里，因办报而著名的城镇就有上海、天津、广州、长沙、桂林、澳门、重庆、成都、杭州。北京是帝国的都城，官气阴重，报纸少些，只有《中外纪闻》和《官书局汇报》较有名气，而这两个报名其实又是一张报纸先后使用的名称。《中外纪闻》为康有为创办，双日出报，除了选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之外，报上的文章基本上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地球万国说》、《通商情形考》、《地区万国兵制》、《万国矿务考》、《铁路通商说》、《铁路工程说》、《佃渔养民说》、《农学略说》、《农器略说》、《铸银说》、《西国兵制考》、《报馆考略》……《中外纪闻》在创刊35天之后，被帝国政府查封了。它被取缔的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一份一般的报纸，这是一份政治团体的“机关报”。

以“学会”的“学术”性质掩护政治目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发明创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众”——帝国的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警惕和厌恶从此而来。

1898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散布在中华帝国国土上的各种“学会”达五十多个。京师的“强学会”就是由殿试和朝考失败后心情恶劣的康有为发起成立的一个最著名的学会。就凭发起人，便注定了它必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组织，而无论是其组织形式和运转方式，实际都已如政党的雏形，而在中华帝国，“结党”是极其危险的。这个“强学会”几乎可以称做是“贵族俱乐部”，会员全部是高层知识分子和政府各级官员。工部主事康有为为负责人，文人梁启超是书记员，而会长则是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陈炽，会员包括文廷式、沈曾植、丁立均等帝国朝廷命官，其中还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军阀的徐世昌和袁世凯。在“强学会”的赞助者中，不但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这三位几乎控制着帝国半壁江山的封疆大臣——他们各捐了5000两银子，而且还有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甚至连李鸿章也表示捐款，可他是中日战争的总指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者，“强学会”的成员们杀他的心都有，怎能让他“入伙”？于是“坚拒”。

更为奇特的是，“强学会”得到了洋人们的坚决支持，有的洋人干脆就是“强学会”的骨干分子，连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也是学会会员。

“强学会”的“会序”出自康有为之手，它不但犹如一个政党的宣言，而且还是一篇“骚体”的美文。开篇就描写了帝国主义们窥视中国的各种眼神，然后描写了中国人在这种眼神下恍恍惚惚的神态：“俄北瞰，英西觇，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忧忧，人心皇皇，事势■■，不可终日。”接着，推断中华帝国如果再不“图强”便将出现的惨状：“三州父子，分为异域之奴；杜陵弟妹，各衔乡关之痛。哭秦庭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则螳臂易成沙虫；觅泉明之桃源，则寸埃更无净土。”（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5～166页。）美丽的对仗之后，接下来便歌颂中华疆土之广阔，物产之丰盈，人口之众多，气候之适宜，全球无比。最后，号召中华帝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们，团结起来，向德国学习！向日本学习！

这是明目张胆地在发动群众。

查封“强学会”的旨意，是以皇上的名义下达的。有人说这是慈禧强迫皇上这么做的，因为所谓“查封”实际被落实为了“改组”：“强学会”改称为“官书局”，《中外纪闻》变成了《官书局汇报》——如果要查封一个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民间组织而怕造成不良后果，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民间组织“转正”，让其成为一个吃“皇粮”的衙门，组织中的许多人因此能够成为衙门的官吏，这是帝国政府收服文人之心的一个一用再用而且屡试不爽的绝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