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敌性列岛(第2/5页)

蒙古的国书内容大致如下: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佶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潘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乱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总之,这封国书的意思是说:忽必烈依照天意,就任天赐的大国皇帝。即位之初,看到高丽的百姓受苦受难,于是派兵前去拯救,现在高丽已成为帝国的东藩,与帝国相交甚好。而日本与高丽相邻,也常与中原通好,为什么不派使节来见朕?如果日本拒绝通好,将会违背圣人所说的四海一家的道理,忽必烈将不得已派兵以武力征服。

总之,表面上看是要求通好和睦,实际上却是战争宣言。

镰仓幕府的人读完忽必烈的国书之后,吃惊的同时也非常愤怒。

日本自源平之争以来,名义上的政权在京都(朝廷),而实际上的实权却掌握在镰仓幕府的手中。但是,在此之前,战争都是内乱,从来没有受到过来自外国的侮辱和挑衅。

而且,日本在律令体制下,以唐为邻国,自推古朝派遣遣隋使以来,―向与中国采取对等的外交。而至于朝鲜半岛,自神功皇后以来,一直将其视为自己的朝贡国。

唐亡宋兴,新罗灭,高丽兴,这些都没有改变日本对中、朝的认识。

然而,朝鲜不知何时被北方勃兴的蒙古征服,忽必烈自称为神圣帝国的皇帝,现在来要求日本臣服。

这个时期,日本的排外思想增强,以朝廷为中心并以信奉神灵保佑的神国思想为基础的国家观念也增强了。忽必烈的国书否定了日本的神性,夺走了历史上的朝贡国,并要求日本臣服,日本不可能答应这样的要求。

当时刚满十八岁、血气方刚的时宗怒道:“北方的蛮夷竟称我万乘之君为小国之君,欺人太甚。说什么受天明命,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立即斩掉来使,以宣我国威。”

时宗虽然已经怒不可遏,似是此时的他其实也已经听说蒙古帝国的广袤版图和强大的军事实力。

执政北条政村已经六十三岁,虽然权势日衰,值是作为支撑着镰仓幕府的老臣,一向行事谨慎。

“国书以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开始,以不宣结束,就说明在今后的交涉中并不要求日本臣服。还有,所谓不好用兵这句话,虽然是恫吓,但是与之前蒙古的强硬姿态不同,这是承认日本可以以一个不臣服的朝贡国与其通好。这是建国以来的大事,不能只由幕府决定,应该奏明朝廷。”政村制止了冲动的时宗。

幕府中的人大都赞成政村的建议,对蒙古国书的回复一事则交给了朝廷。

掌握着武家政权的幕府选择了逃避,而将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朝廷。朝廷接到国书之后,上上下下陷入了混乱,当时在位的天皇是龟山天皇,后嵯峨天皇作为太上皇,实施院政。

这一年,后嵯哦天皇正准备庆祝五十岁的寿辰,接到幕府的奏请之后,立即中止了寿辰的准备活动,在太上皇的住所召集重臣,连日举行会议。

左大臣近卫基平与镰仓的时宗一样,态度强硬,坚持主张立即拒绝蒙古的要求。但是由于意见不一,会议并未作出决定。

这是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蒙古使者到达日本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近卫基平在他的日记《深心院关白记》中写道:“国家珍事,大事也,万人惊叹而无他。”

结果直到二月,京都朝廷才做出不予回答的决定。

三月,镰仓的时宗继任执政,政村改任联署。

在当时的日本,京都的朝廷、幕府的将军和执政共同治天下,但是实际权力(兵权)却掌握在幕府的执政手中。一二六六年七月四日,第六代将军宗尊亲王(后嗟峨天皇之子)因被疑谋反而被剥夺将军职,送还京都。那之后,幕府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执政手中。

日本对蒙古采取了强硬的姿态。

蒙古的使者虽然在日本受到了郑重的接待,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就这样回国了。

其后,蒙古又曾经两次派出使者。在日本,时宗加强练兵,为抵御蒙古做好了准备。

一二七〇年高丽发生内乱,忽必烈派兵镇压。一二七四年,由于日本一再无视忽必烈发出的国书,他最终决定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