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北方政权对察举制的采用（第3/8页）

曾祖衮，以大魏太常年中除建威将军，北平太守。祖清，少履庠门……故刺史张儒辟为茂才，昂然不拜。父颠，以真君年中黄舆南讨……

“太常”即明元帝年号“泰常”；“真君年中黄舆南讨”，指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事，则王清之被举秀才，当在太武帝神 四年之后，太平真君十一年之前。

太武帝时，还有贤良之举。《魏书·世祖太武帝纪》：

先是，辟召贤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诏曰……诸召人皆当以礼申谕，任其进退，何逼遣之有也!

其时在延和元年，即神 四年的次年。又同书《李祥传》：

世祖诏州郡举贤良，祥应贡。对策合旨，除中书博士。

贤良之举应在神 四年，但这与征召卢玄应非一事。因为《魏书·高允传》中之《征士颂》所记神 四年应征之30余人，并无贤良李祥之名，知贤良别为一科。

自从太武帝神 四年令州郡举秀孝贤良，察举制度遂成为北魏政权之选官常途。孝文帝拓跋宏执政之后，锐意汉化，秀孝察举亦因之大盛。北魏秀孝我就史传大略考得百余人，举于孝文帝以前者不过数人而已，而于孝文帝一朝得举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据《魏书·儒林传序》称，孝文、宣武以降，“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贤良之举也被承袭下来了。如《来和墓志》：“神龟元年举贤良，拜扬烈将军、员外奉车都尉。”后来还有了“文学”一科。如《北史·文苑祖鸿勋传》：“仆射、临淮王 表荐其文学，除奉朝请”；《周书·辛庆之传》：“少以文学征诣洛阳，对策第一，除秘书郎”；又辛仲景，“年十八举文学，对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

北魏学校体制的建立，比察举还要早数十年。据《魏书·儒林传序》：

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

可见北魏之学校设置颇早。又据《魏书·太祖道武帝纪》，道武帝迁都平城“始建都邑”，在天兴元年秋七月。次年即天兴二年三月，“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其间仅仅七八个月。天兴二年之生员，同书《官氏志》记作“国子生员三十人”。从《儒林传序》所记“始建都邑”时所立之太学已有“生员千有余人”来看，《官氏志》误，《太祖道武帝纪》是。《魏书·张蒲传》：

子昭，有志操。天兴中，以功臣子为太学生。

此即天兴年间之学生实例。但张昭并非北魏太学生之最早一人。《魏书·薛提传》：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补太学生，拜侍御史。

“皇始”亦为道武帝年号，在天兴之前。是北魏迁都平城之前，原已有学校了，这就是天兴元年“生员千有余人”的来源。北魏学校屡有废置之时，但往往又得重建。其太学生、中书生与国子生我大略考得65人，他们大抵都能由学校入仕。

由北魏察举学校实施情况，以及由此入仕之可考者的数量来看，这种以知识才学为条件的入仕制度，为北魏政权提供了相当一批经过汉族文化培训的新型官员。他们在承担政务、普及教育以及汉化改制、制礼作乐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门尽州郡之高”

北方少数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之中，同时也接受了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南北分裂以后，北方的世家豪族，其宗族维系及经济力量较南渡士族保持得更为完好；在因社会动乱而文教事业大受摧残之时，他们也是文化的主要保有者。少数族政权在谋求与汉族士大夫合作之时，不能不采用相对地更能保证其特殊身份的选官方式，如九品中正制度与“清途”制度。例如石勒就曾下令“清定九品”、“典定士族”，苻秦也曾恢复“魏晋士籍”，南燕也有所谓“二品士门”。

北魏的拓跋族统治者，甚至采用了使自身也士族化的方针。例如倾心仰慕汉族文化的孝文帝，就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士族制度的向往。他大定海内士族，所谓“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除帝室及长孙、叔孙、奚氏之外，有鲜卑之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首；汉族之山东、关中及河东士族，亦各有高下。并以膏粱、华腴及甲、乙、丙、丁之等差相齿列，依门第高下为“方司格”，中正据以铨选。《通典》卷十六《选举四》：“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