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第5/17页）

因此，虽然孝廉设科之前就已存在着地方官为中央举荐官吏的制度，也存在着“文无害”、“廉吏”等科目的萌芽形式，但我们仍不把它们的线性发展，看成是察举制成立的唯一原因。是汉廷政治方针的变化和知识群体的参政，才导致了贤良对策与孝廉察举的出现，由此，“进贤”、“贡士”成了汉代察举的典型形态，“科目”取士之法也因之获得了制度化的形式。察举“科目”的形式，反过来又影响到了“达吏”一途。例如尤异一科，原是地方官员的考课；廉吏一科，本是长官向上级报请迁补优秀吏员的办法；治剧、明法等等原来也并非科目。可是后来，它们都采取了科目形式。知识群体之参政，给选官体制造成了深刻影响。

但是仍须指出，尽管是儒生参政促成了察举制的成立，可是这绝不是说，“以德取人”就是察举制的唯一倾向。尽管汉廷在意识形态上“独尊儒术”，但王朝政务事实上是由儒生、文吏两个群体共同承担的。《汉书·元帝纪》记元帝为太子时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乃劝其“宜用儒生”，宣帝答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霸王道杂之”，即含有兼用儒生文吏之意。又《汉书·何武传》：“然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检。”是朋党的存在，以儒生文吏为大致分野。时至东汉，王充《论衡》中有《程材》等七篇论文，专论儒生文吏之异同优劣，说明这仍是时人瞩目的问题。儒生参政并未完全取代文吏，而仅仅是造成了儒生文吏并存共立之局。这一情况，当然要在选官中以及察举制度上得到反映。

在察举的中心科目——孝廉科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情况的反映。董仲舒请郡国贡士，所请贡举者为“吏民之贤者”，而汉武帝所定之岁贡名目为“孝廉”。儒家力倡孝道，但“廉”就非其独崇之德。《周礼·天官·小宰》叙“六计”，为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贾疏：“廉者，洁不滥浊也。”廉意棱角，可引申为锋利。《老子》：“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管子·牧民》：“廉不蔽恶。”《史记·滑稽优孟列传》：“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是“廉”为行政文官之职业道德，意为清洁正真，奉法不挠。《后汉书·宋均传》：“均性宽和，不喜文法，常以为吏能弘厚，虽贪污放纵，犹无所害，至于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可见文法之吏，颇可与“廉”沟通；仅仅有“廉”可称，未必就不为儒者所非。

主持建立孝廉科的汉武帝，同时又对文法酷吏深为倚重；而其时之酷吏，正多以“廉”为称者。据《史记·酷吏列传》，郅都，“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赵禹，“用廉为令史”，“府中皆称其廉平”；义纵，“廉，其治放郅都”；尹齐，“张汤数称以为廉武”。太史公曰：“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武帝之所取于酷吏者，当然包括其“廉”在内。汉廷很早就重视“廉”之标准。文帝十二年，曾以“廉吏，民之表也”而对之加以劳赐，是其时已有认定和优遇“廉吏”之事了。孝廉设科之前就已存在的那种吏员“察举”，后来正式名之为“廉吏”，此科之不同于孝廉科者，在于其性质为单纯的“达吏”。董仲舒请郡国贡举“贤者”，而汉武帝所定之科目却兼有“孝”、“廉”，这便有了兼顾文吏之作用。“进贤”、“贡士”之法中，又兼含“达吏”之意；除经明行修之儒生外，文吏亦可以由此科而得举。东汉察举行“试职”、“累功”之法，一度便有“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之事。东汉顺帝时左雄改革孝廉察举，定制“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孝廉科儒生、文吏兼收并纳之意，判然可见。对之，后面还将有专门讨论。

总之，儒生参政带来的“以德取人”因素，使察举制因而成立；但这并不是唯一制约察举选官的因素。汉家政治兼重文吏儒生，选官制度也就将适应于这一情况。

三、“四科”之考析

下面，我们进一步考察汉代察举的分类取人标准。

对汉代察举的基本标准，史家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或强调汉家以孝治天下，选官重德行，选官以孝子廉吏为先。就是汉人自己，也经常地申明着这一观念。今之学人或称，东汉选举是以道德作为标准的，因此宗族乡党的批评，就成了选举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凭藉；失掉了这个环节，选举就无法进行。诚然，汉代选官之“以德取人”，是其重大特点；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使从理论上说，一个管理着几千万人口，处理着兵刑钱谷繁杂政务的庞大帝国政府，也不可能仅仅依靠以德行标准录用的文官来维持运转。即使在东汉，道德评价也决非察举的“唯一凭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