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第4/17页）

秦王朝是典型的法家指导下的“霸道”政治，以文吏为行政骨干，所谓“秦尊法吏”、“狱吏得贵幸”，选官“唯辟田与胜敌而已”，文官多因文法而得选，因劳绩而升迁，其中的学士不过是陪衬而已。那么，具有鲜明“进贤”、“贡士”色彩的贤良、孝廉察举制度，就不大可能兴起于此时。因为王朝所尊贵的，是“优事理乱”的文吏，而不是“轨德立化”的儒生。汉代统治者则已从“秦任刀笔小吏，陵迟至于二世而天下土崩”的前车之鉴中，认识到单纯的文吏政治不可尽赖，遂转崇经术，学人特别是儒生源源不断地进入汉廷。这一转变，便是促成荐举选官之法发生质变的决定因素。

贤良、孝廉之所以殊异于此前的官吏举荐之法的，一是设科名目上的“进贤”意图，二是举荐形式上的“贡士”色彩。这两方面，充分地适应于上述儒家的为政以德、教民以德以及由恪守德义的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体现了一种在选官上“以德取人”的原则。

《周礼·天官·大宰》叙“八统”，除“达吏”、“保庸”之外，还有“进贤”与“使能”——“三曰进贤，四曰使能”，郑玄注：“贤，有德行者；能，多才艺者。”关于“使能”，下一章将有专论；而以“贤”即以“善行”取士，正是战国、秦、汉儒家的一贯理想，也是汉代察举的重大特征之一。儒家认为“孝为百行之首”。《周礼·地官·乡大夫》疏引郑众语曰：“孝悌廉洁，人之德行，故以孝廉况贤者。”《太平御览》卷五四五引《荀氏家传》：“故汉制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盖以孝〔为〕务也。”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性质相同，然欲举学士对策却冠之以“贤良”、“方正”之名，强调德行之意亦昭然可见。又《盐铁论·褒贤》：“文学饬高行，矫然若不可卷，盛节洁言，皦然若不可涅。”是汉时之“文学”，也是特别地以德行自励而见之于世的。贤良与文学，一而二，二而一也，就标准而言所取为德行操守，就身份而言所取为君子学士，而学士之所务为“轨德立化”，二者均与“德”相关。

贤良方正之设科目的，如汉文帝所称是“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就明确表达了招纳知识分子参预政治决策之目的。董仲舒请使郡国贡举“吏民之贤者”，孝廉之举由之而定。这种乡邑贡上君子贤人而天子以礼收纳的形式，自先秦就已是士人的一贯理想。《初学记》卷二十引《白虎通》佚文：“诸侯所以贡士于天子者，进贤劝善者也……故《月令》季春之月，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汉人正是把孝廉之举，视为这种礼聘名士贤者的“进贤”、“贡士”之制的。《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续汉书》记朱儁“察孝廉，举进士”，“进士”出《礼记·王制》：“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山阳太守祝睦碑》：“以孝贡察，宾于王庭”，“宾”义出《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郑玄注：“兴犹举也”，是王朝对被举者应视之如“宾”。

这种贤良、文学、孝廉，一向为法家所非。商鞅列“孝悌”于“六虱”，韩非贬“文学”于“五蠹”。《韩非子·五蠹》：“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私学议政“诽谤法令”，最为法家所忌，商鞅变法有“燔诗书”之举，秦亦有“焚书坑儒”之事。法家认为君臣间只是利益交换关系，所谓“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其间并无礼义可言。对于这种文吏政治，单纯的“达吏”之法就足够了。《周礼·天官·大宰》孙诒让正义：“此达吏与进贤、使能异。贤、能者皆有才德，殊异于众，故因而进之使之。达吏则不必有才德，但以任事年久，积累勤劳，录而通之，盖以校计年劳，振拔困滞，卑官平进，与后世计资格相似。”我们可以把“达吏”理解为由吏道录用晋升文官的制度；而贤良对策、孝廉察举却是作为面向知识群体的“进贤”、“贡士”之法而被建立起来的。这种天子“虚己求贤”、宾兴礼聘以及使之“对策陈政”的“以德取人”之法，既体现了对“轨德立化”的认同，又体现了对“士君子”之人格、德行、道艺和政见的尊重。因此，尽管在先秦就已不乏这类“贡士”的设想，它却仍然不大可能产生或实施于有“焚书坑儒”记录的、以吏道军功迁补各级官吏的秦朝；或说即使秦朝存在着地方官员向中央举荐官员候选人的制度，那也不大可能采取汉代察举的那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