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美国汉学家（第3/3页）

二战期间有几位美国学人遭遇牢狱之灾，可以说是最不幸的人了。赫芙（Elizabeth Huff）是其中之一。她于1935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汉学研究的博士课程。1938年她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在日本京都大学进修一年之后，于1940年9月来到北京留学。赫芙原计划两年后回哈佛拿学位，但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她被日军拘捕，并送到恶名昭著的山东潍县集中营关押，直到1945年10月才返回北京，而回哈佛已经是1946年了。1947年她获得哈佛博士学位，比原定计划整整晚了五年。在赫芙之后来到中国进修的海陶玮（James R.Hightower）、芮沃寿（Arthur F.Wright）、芮玛丽（Mary C.Wright）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集中营不仅浪费了学者们的时间，也使他们与世隔绝，无法了解外界的信息。海陶玮还算幸运，1943年日美交换战俘时得以释放回到美国，芮沃寿、芮玛丽夫妇则更为不幸，直到二战结束才获得自由。芮沃寿回到北京后发现战争期间在北京出版了不少汉学研究成果，但因为战争这些成果不为外界所知，于是他决定写文章予以介绍。这就是后来发表于《哈佛亚洲学报》第九卷（1947年）上长达五十七页的论文——《1941—1945年北京的汉学研究》（Sinology in Peiping, 1941—1945）。文章介绍了战争期间在北京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有关中国研究的专著、期刊论文、工具书等。论文录自在北京出版的中外文期刊——《中德学志》、《辅仁学志》、《汉学》、《华裔学志》等。芮沃寿在说明自己的写作目的时说：“显而易见，战争中断了中西之间的出版物交流，使我们无法及时看到双方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希望本文能够帮助西方学界了解这几年在北京的中外学者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绩，避免重复劳动。”为达到这一目的，芮沃寿不仅给出了论著的题目，还为每一部作品做了简单的提要。举一例以明之：“卫德明（Hellmut Wilhelm）著《中国历史》（Chinas Geschichte），208页，北京法文书店1942年出版。该书是作者的讲演录，在十篇讲稿中作者考察了中国从上古到清朝灭亡的历史。附有参考文献和朝代列表。虽然该书的内容主要是面向普通读者，但对于汉学研究者来说，其中不少观点是很有意思和挑战性的。”芮沃寿原本打算给出每本书的价格，但发现不切实际而放弃了，“因为政治、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使北京的物价每天都在变动，所以很难确保现在给出的价格会和交通、通讯恢复后的购买价格一致。”从中可以看出抗战结束后中国国内情况的不稳定。

从芮沃寿的文章来看，战时在北京最活跃的是德国汉学家，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自始至终都能继续从事汉学研究，此外一些中国学者也没有放弃，他们在困境中努力坚持着自己的学术工作。这篇评论性的文章充分说明芮沃寿已经弥补上了因战争而荒废的时间。

进集中营固然不幸，论文丢失同样倒霉。芮沃寿的哈佛同学柯立夫（Francis W.Cleaves）是二战中经历最奇特的一位。他大学毕业进入哈佛研究院后开始钻研蒙古史，1938年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来到北京留学，师从比利时传教士、著名蒙古学家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神父。柯立夫1941年准备回哈佛执教前把写好的论文邮寄回美国，不幸遇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邮件遗失，只好着手重写。不可思议的是，这篇丢失的论文战后居然在日本神户找到了。与失去的相比，柯立夫得到的应该说更多，在北京期间，他在学习之余购买了大批满文、蒙文书籍和档案。当时大量的旗人家道中落，加上战事频仍，急于出手这些资料，柯立夫便利用这个机会大批廉价收购。这些资料最终归入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令该馆的满文收藏居美洲之首。1942年柯立夫以重写的研究蒙古碑拓的论文获得哈佛博士学位，此后不久他就应征入伍，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柯立夫不愧是研究中国边塞的，才有这种投笔从戎的气概。二战后他回到哈佛继续做书生，逐渐成为美国蒙古史研究的权威和奠基人。

原载《读书》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