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论》的两个版本（第3/3页）

修订版《中国总论》于1883年10月面世，由初版的23章增加到现在的26章。新增加的三章是：（24）太平天国；（25）第二次鸦片战争；（26）最近的事件。这三章近200页的内容使现实问题在《中国总论》中的比例大大提高，现代中国的形象在古代中国的背景中更加凸显出来。原先各章的修改程度不等，有的基本信息未变，有的则重新编写。开头关于中国地理情况的几章则属于这两极之间的中间状态：有修改，也有保留。当初作者对一些地方的描述（比如长城）是来自书本和耳闻，而现在则可以结合实地的考察，因此分量也加重了。例如对于北京的描述从原先的15页增加到了22页；在介绍中国教育情况的第九章中还附上了一幅北京贡院的插图，也是旧版所没有的。卫三畏对博物学一直比较偏爱，关于这一部分的介绍在旧版中本来就相当充实，现在则更加丰富，从原先的56页增加到84页，也增加了插图。其他章节也都有大小不同的修改。

与多年前屡遭出版商拒绝完全不同的是，新版的推出十分顺利，查尔斯·斯克莱布诺家族公司（Charles Scribner's Sons）在推出新版前就大做广告，予以宣传。如果说在出版过程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原版的出版方威利公司认为自己对于修订版拥有一定的权益，于1881年12月向斯克莱布诺家族公司提出协商，但问题很快就在卫三畏出面澄清的情况下得到了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出现在卫三畏和斯克莱布诺家族公司之间。尽管卫三畏对旧版做了重大的修改，但在“前言”的初稿中，他只是做了轻描淡写的交代，这自然引起了出版社的不满，写信给卫三畏道：“‘前言’这样写很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误解，使他们无法正确了解我们修订再版这部书的目标和所做的工作。您的大著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而您称之为‘浅见’，这是不恰当的。同样不恰当的是，您把一些章节说成是‘在篇幅允许的范围内提供的尽可能准确的信息’，而实际上它们是最为权威的论述。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您的‘前言’几乎没有强调增加和修订部分的重要性，谈老的部分太多，而谈新的部分太少。”出版商总是很难欣赏和接受作者的虚怀若谷。卫三畏不愿意自吹法螺，但也不得不考虑出版方的利益，于是他请儿子卫斐列来修改自己的“前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前言就是父子合作的产物。实际上，由于卫三畏晚年身体欠佳，卫斐列在修订工作中给予父亲很大的帮助。修订《中国总论》是卫三畏晚年最主要的工作，他的生命和活力似乎也与这项工作联系在了一起。1883年10月，他这部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以新的面目问世后，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均急转直下，于1884年初去世。

《中国总论》一书很早就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莫东寅在1949年出版的《汉学发达史》中就提到过这部著作。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中文译本（陈俱译，陈绛校），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该中文版是以1883年的修订本为底本，所以对原本感兴趣的研究者还必须去寻找两种英文本；从研究出版史和汉学史的角度来说，就尤其有必要找来一读。

原载2011年6月15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