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论》的两个版本（第2/3页）

德庇时的《中国人》成为卫三畏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前文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总论》的价值的大小就在于它比《中国人》前进了多少。卫三畏在“前言”中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是值得大力赞扬的一部著作，但这本书出版于十年前，那时中国还是一个不容易接近的国家，美国人即使读过这本书，了解的也是那个时期的情况，面对今天中国的开放，美国人会对中国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也会很乐意了解那场带来中国开放的战争的前因后果。”鸦片战争虽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但却大大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卫三畏抓住了这个契机大做文章，在整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完成了《中国总论》这部后来居上的著作，不少评论者认为该书是美国对中国最好的介绍。《中国总论》出版后受到了欧洲人士的关注和欢迎，先后被翻译成德文、西班牙文，使西方世界在中国问题上首次听到了美国的声音，改变了美国长期以来依赖欧洲了解中国和一味进口欧洲汉学的局面。

卫三畏在《中国总论》“前言”中说，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之一，在于“剥离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所被给予的那种奇特而无名的可笑的印象”。18世纪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中国热”虽然影响了美国的一些高端人士（如富兰克林），而对美国民众影响很小。18世纪末美国建国时欧洲的“中国热”已经基本上过去了。欧洲的这股“中国热”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写的大量书信和著作给欧洲带去了一个文明昌盛的中国形象。但18世纪下半期以来，随着耶稣会士影响的减弱，特别是1773年耶稣会的解散，中国形象开始走向负面。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美国人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轻蔑的口气谈论中国人的风气。早期来中国贸易的美国商人向美国民众传递的是这样一种中国人形象：衣着滑稽、迷信、狡猾、残忍、对官员的贪赃枉法和社会的停滞不前束手无策。

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熟悉中国的卫三畏显然觉得有必要纠正国人的看法。例如他在第11章《经学》中对孔子学说是这样进行评述的：“孔子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对尊长的服从，以及温和正直地和同辈人交往。他的哲学要求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从一个看不见的神灵那里，寻找约束力，而君主也只需要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服从一个更高的裁判。从子女对父母的责任、荣誉和服从出发，孔子进而向人们灌输妻子对丈夫、臣民对君主、大臣对国王的责任，以及其他社会责任。孔子认为，政治的清白必须建立在个人正直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所有进步的开始都蕴藏在‘认识你自己’之中。无庸置疑，他的许多思想是值得赞扬的。就是与希腊和罗马圣人的学说相比，他的作品也毫不逊色。”这段论述十分准确也很精辟，抓住了以“礼”和“仁”为核心的孔子思想的精髓。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总论》中还有很多。

与由于无知而对中国产生偏见的美国人相比，因为无知而对中国漠然置之的人可能更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总论》在被威利和帕特南公司接受之前会遇到种种挫折——许多嗅觉不灵目光短浅的出版商拒绝这部著作的理由就在于担心它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而这部书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的事实，则表明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人其实很愿意了解欧洲以外的世界，他们正缺少一本好的入门书。出版家必须有自己的眼光，最好能有一点前瞻性。事实上随着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开始关注中国，《中国总论》的出版是适逢其时的。

三

多少年过去以后，德庇时的《中国人》已经难得一见，《中国总论》成为了唯一的经典，它不仅是学者们的标准参考书，而且被一些教育机构采用为教科书，多次再版。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总论》的一些信息的不完整性和论述的不准确性也逐渐显露出来。1876年卫三畏离开北京时就萌发了修改旧作的想法，毕竟三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从他本人来到中国的那一年算起，四十三年已经过去，今昔对比，卫三畏不胜感慨：“1833年我初抵广州时，我和另外两个美国人被作为‘番鬼’（洋鬼子）报告给行商。1874年作为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我陪同艾忭敏阁下面见同治皇帝，公使先生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向‘天子’呈递了国书。”（《中国总论》1883年版序言）按照外交礼仪，艾忭敏公使在递交国书时发表了简短的“颂词”，由卫三畏当场翻译成中文，对于卫三畏来说，这无疑是难忘的一幕。中国的变化当然远不止于政治外交方面，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从个人方面来讲，卫三畏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也同样今非昔比。1876年离开北京时，他已成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时间最长的外国人，从资历上来说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英美传教士和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