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卷土重来（第5/8页）

由于医生在六十年代早期就意识到安非他明的危险性，所以他们开处方时开始限制这种药的数量。然而医生并不是安非他明唯一的来源。同可卡因的情况一样，安非他明类药物是作为解充血药出售的，用来减轻流感，哮喘和枯草热的症状，无需处方就可以买到一次性吸入剂形式的安非他明。到五十年代晚期的时候，那些找不到地方购买可靠的安非他明药片的人常常买这种吸入剂，把包装撕开，或是吃掉里面注满苯丙胺的药条，要么把药条放到水里煮沸，让里面的药溶解到水里去，然后把溶液喝掉。纽约营业到深夜的咖啡馆显然对这个过程非常熟悉，服务生和其他用餐的人闻到屋子里满是薄荷脑的味道时，会放任地对享用苯丙胺的人报以微笑。新一代的吸毒者是通过“无害的”鼻腔解充血剂认识毒品的。

六十年代的医生开始减少安非他明处方的数量时，警方也开始取缔毒品的非法来源，关闭迅速出现的大量非法的“安非他明工厂”。但是安非他明很难取缔，而且当人人都知道注射安非他明比吞食它产生的刺激要强烈得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开始迅速升级。六十年代晚期，美国的验尸官对大量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尸体迷惑不解：他们显然正处于风华正茂之年，怎么会早早夭折？随后的尸体解剖表明，他们的内脏器官衰老得像八十岁的人。这似乎就是静脉注射安非他明的真正问题：它会要了你的命。

与不断上升的死亡率相对应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使用安非他明的宣传战，警告年轻人说“安非他明会要人的命”。在数不清的知名人士的支持下，这场宣传战非常有效地改变了公众对安非他明的看法。让我们正视这一点：如果弗兰克.扎帕对你说一种药很危险，那它可能真的是坏消息。

安非他明失宠之际，可卡因正恭候多时要来取代它的位置。当反对安非他明的立法开始发挥效力，使得“上层”的市场门户大开，那么可卡因的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麻醉剂和危险药物局的发言人在1968年发表看法说，“可卡因走私——有极大的提高。直到1965年可卡因还不算大问题。现在它是个大问题。”待他作此番讲话的时候，美国海关查获的可卡因总量是45公斤，大大高于1965年的17公斤。到197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又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但是还没有人把反对安非他明之战同可卡因数量的提高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即将勾勒出接下来二十年的可卡因交易的前景。这一次，这些事件还是围绕着古巴进行。

并不是只有黑帮人物梅尔和西格尔对最近卡斯特罗政权下发生的转变不满。继美国黑帮人物被逐出古巴之后，古巴难民成群结队地逃离卡斯特罗刚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六十年代到达美国的难民每周都超过1，700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利用这些愤怒的古巴年轻人，于是便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召集起来进行训练——目的是要派他们替资本家们夺回古巴。当然，整个“猪湾行动”（即1961年企图推翻古巴政府的那次失败的行动）遭到惨败，结果大量接受过各种各样秘密行动技能训练的古巴人最后仓惶回到了佛罗里达。这些恶毒的反共产主义分子受过良好的训练，但是身无分文。他们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麻烦来。在倒霉的猪湾行动之后，这些出了名的2506旅的士兵们自己开始私下里同共产主义作战，把自己在中央情报局接受的训练运用到各种以前没有料想到的目的上去。一些人最后完全卷入了二十五年后的“伊朗叛军丑闻”之中，为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的一场毫无希望的革命运动运送武器和各种供给品，徒劳地试图推翻一个合法选举出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同其他此类秘密行动一样，这次行动既有悖道德和法律，而且还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但是2506旅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问题在于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太过投入。

要打败共产党，古巴人认为自己首先需要的就是钱。于是他们开始利用刚刚学到的秘密技能来贩卖麻醉剂赚钱。古巴流亡者成立了一家公司，这是一家地下贩毒集团，致力于筹集资金来打倒红色政权，无论是什么地方的红色政权——不过尤其针对的是古巴的红色政权。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打着伟大事业的旗号。只是不知怎么地，事情并不按希望的那样发展。随着美国的麻醉剂市场日渐繁荣，没过多久就赚进了成吨的钱，但是这些钱大部分都神秘地装进了个别古巴人的腰包。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古巴人涌入佛罗里达，这个秘密团体也在壮大，他们的麻醉剂销售网络也在随之扩大。任何在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比较活跃的毒贩子都会告诉你有关古巴人的故事：不管毒品是从哪儿来的，销售它们的一定是古巴人。他们经营着整个市场——由于他们在中央情报局受过良好的训练，要制止他们变得极其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