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亚哥·卡里略（第10/11页）

卡：嗯……您想知道些什么？

法：您清楚地知道我想知道的事。今天您同莫斯科的关系怎样？是外交关系吗？

卡：嗯，我觉得我已经向您表述得够清楚的了。西班牙共产党人截然不同于苏联共产党人，我们的社会主义概念恰好不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概念。我已经告诉过您，我们是同杜布切克的捷克站在一边的……您说得对，实际上是有点儿外交关系的味道，这是清楚的。但也不尽然，因为我同苏联人讲话总是极坦率的，甚至是生硬的。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一见面就打架，但我们之间的讨论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我总是说那些他们一点儿也不喜欢听的事。我毫不畏惧地谈给他们听，因为我们不能忘记，经过50年后，在俄国，自由的问题仍有待解决，而自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俄国是沙皇主义的残余占统治地位，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繁荣兴旺。请注意，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不否认，如果没有苏联，我们绝不能打败欧洲的纳粹主义者；我不否认，如果没有苏联的武器，我们西班牙人就不可能同佛朗哥进行三年的斗争。只有苏联人帮助了我们，给我们送来了大炮、坦克和冲锋枪。除了他们，只有墨西哥支援过我们，还提供给我们一船步枪。其余的所有国家或保持中立，或像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德国一样向我们扑来。尽管这种感激的心情铭刻在我的心上，但我还是说我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也不接受苏联的命令。当然，不能由苏联来指示我该做什么，今天不能，明天不能，永远也不能。

法：我必须向您重复前面提到的问题：在西班牙共产党中究竟有多少人是这样想的呢？

卡：所有的人。要是仅仅是我一个人这么想，那有什么意义呢？政治力量是党，而不是我本人。显然，我个人的变化和党的变化是同时发生的。譬如说，在捷克问题上，不赞成党的意见的只有一个小组。它就是加泰罗尼亚的神甫小组。您知道，在西班牙共产党中有不少的神甫，加泰罗尼亚神甫小组赞成苏联干涉捷克。唉！这些神甫是可怜虫，他们竟如此习惯于唯命是从。

法：卡里略，我非常想相信您的话。说得更明白些，既然我相信您，我也非常想相信您的党像您一样。但我缺乏信心，也就是说，我不得不想，一旦您病了，是否会出现一个库尼亚尔和……

卡：您可以相信，如果我病了的话，我的党将继续同其他的共产党，特别是同库尼亚尔保持应有的距离。我们对库尼亚尔的态度是明确的。为此，其他的共产党对我们进行了不少的批评。我们只在葡萄牙掀起反共浪潮时向他表示过声援。库尼亚尔……您要知道，我是在1944年秘密居住在葡萄牙时认识库尼亚尔的。那时我对他有着良好的印象，因为他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作出过惊人的牺牲，英雄般的牺牲。后来，我在一些国际性的代表大会上又见过他。我应该说……对，总之，我应该说，当我读到您对他的采访记时，我马上就辨认出是库尼亚尔的话，而他否定采访内容……

法：库尼亚尔没有否认我写的话，库尼亚尔对我是诚实的。他知道自己确实谈了我所写的东西，他没有否认过一句话。是葡萄牙共产党在没有看到采访记之前就对我的话进行辟谣。也许他们想惩罚库尼亚尔。

卡：但我并不为他的话而感到突然。我感到沮丧，对，沮丧是个恰当的词，但人们怎么去评述和思考1975年的某些事呢？怎么能对别人采取置之不理或嘲笑的态度呢？我对别人不是采取置之不理和嘲笑的态度。我同他不一样，我现在正在为团结左派力量和寻求解决民主的办法而工作。啊！要是我能见到某个地方实现了富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我可以含笑死去。也许这个希望是可能实现的，在意大利或西班牙。我觉得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策是明智的。

法：是明智的呢，还是诚实的呢？

卡：我相信他们是诚实的人。譬如，阿门多拉就是一个诚实的人，贝林格也是一个诚实的人。在阿门多拉和我之间，在贝林格和我之间，我找不出更多的区别。当然，我没有像阿门多拉那样慷慨激昂，更没有像贝林格那样镇定自若。但我感到他们是可亲近的。如果某个人不诚实的话，您知道我会说什么吗？我会说，没关系，要紧的是对群众进行教育，因为谁要是对接受民主教育的群众不择手段，他最终会被群众所唾弃。我知道，有时在共产党人中也有宗派主义。但是哪里都会有宗派主义，对那些始终在孤军奋战，从来感觉不到别人的支持的人，能对他提出什么要求呢？共产党人总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斗争。对共产党人，我要谴责的倒是他们过分的自傲和洋洋自得。他们总是流露出优越感，自以为与众不同。也许是因为别人使他们感到不同于众……他们还有另一个缺点：一旦这个党获得了群众，他们就变得趾高气扬起来；一旦获胜，他们就要神气活现。那么这是共产党人的通病还是人类的通病呢？您知道，为了防止在政治上冲昏头脑，就需要理智和经历多次挫折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