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布托（第11/12页）

布：其中之一是苏加诺。他说我跟他是同一块木料制成的。他崇拜我，我也崇拜他。尽管他有缺点，例如与女人的关系庸俗，但是，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不断地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男性，这没有必要，也不得体，但他不懂得这点。另外，他也不懂得经济。另一人是纳赛尔，纳赛尔也是第一流的人物，我跟纳赛尔也非常合得来。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1966年，我被迫离开政府时，纳赛尔邀请我去埃及，他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遇接待了我，并且对我说，我需要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还有……斯大林。是的，斯大林。我一向非常尊敬斯大林，可以说，我对他的尊敬是出自肺腑的，正如我讨厌赫鲁晓夫也是发自内心的一样。要是我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赫鲁晓夫，我一直把他看成是个爱吹牛的人，你就会更了解我了。他总是说大话，大声叫嚷，把手指对着大使们，喝酒……时刻准备与美国妥协。赫鲁晓夫对亚洲干了很多坏事。最后……我知道，您希望我谈点对毛泽东的看法。但是您想要我对像毛泽东这样的庞然大物说什么呢？谈谈周恩来，我觉得更容易些。我对他了解得更多些，跟他谈话和讨论问题的时间也更长些。我们的谈话是漫无止境的，从天亮一直谈到夕阳西下，谈话可持续数天，每年至少进行一次。1962年以来，总是我去中国与周恩来见面……他，简单地说，我钦佩他。

法：总统先生，所有这些人物为了获得权力，不得不进行了许多斗争，而您没有。

布：您错了，我达到现在这种地步也并非容易。我进过监狱，多次遇到过丧命的危险。阿尤布·汗和叶海亚·汗都试图杀害我，在我的食物里投入毒药，向我开枪。1968年发生过两次，1970年发生过一次。两年前，在桑加尔，叶海亚·汗派来的凶手向我射击达一小时之久。因掩护我，有一个人死去，另有数人受重伤……我不会忘记在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因为是富家子弟出身，而又要搞社会主义，所以谁也不相信你。你周围的朋友不相信你，相反，还开你的玩笑；穷苦人也没有那么开明，能相信你的诚意。对我来说，艰苦的事不是设法躲开子弹和毒药，而是要使不相信我的人能认真对待我。我一到人间就享有的特权没有使我向往阿拉丁的飞毯时代。要是我对政治没有这样的才能……

法：这种才能是怎样产生的？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布：我从少年时起就有这种才能。但是，如果我们想做精神分析家的话，那么，应该说，我的才能应归功于我的父母亲。我的父亲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可惜由于在几次选举中失败而过早地隐退了。他对政治有贵族式的、非常高贵的概念，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贵族，他谈论政治对我很有启发。他经常带我去拉尔卡纳游览，陪我参观古代的庙宇、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和我们文明的遗迹。他总是对我说，你瞧，政治就像建造一座庙宇和一所房子。或者对我说，政治就像作曲和写诗。他经常跟我谈论勃拉姆斯[17]、米开朗琪罗[18]……我的母亲则不一样。她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着魔似的关心他人的痛苦。她总是反复地对我说，要关心穷人，要帮助穷人，穷人应该继承土地等等。当我去美国时，我接受了她的教导，而且在我思想上生了根。我去美国是为了在伯克利大学读书，那里有一位伟大的国际法法学家。我想在这所大学里获得国际法学位。那时正是麦卡锡时期，搜捕共产党人。我的选择已经明显起来。为了躲开夕阳林荫大道上那些指甲涂着蔻丹的女孩子，我逃到了马克斯韦尔街，与黑人住在一起。一星期，一个月，我与他们相处得很好，因为他们很真诚，也懂得观察。一天，我在圣迭戈的一家旅馆竟得不到一间房间，因为我的皮肤是橄榄果式的，看上去像墨西哥人……啊！这件事教育了我。后来我从美国到了英国，那些年正发生阿尔及利亚问题。我立刻站到了阿尔及利亚人一边，但是我没有到唐宁街10号前去呼喊口号。也许因为我内心深处比较胆怯，我从不喜欢混杂在人群中闹事。我更喜欢进行书面论战或通过政治手段进行斗争。这样做更聪明、更精细、更有教养。

法：最后一个问题，总统先生，请原谅我的不礼貌，您认为您的政权能持续下去吗？

布：就这样说吧！我也可能明天就完蛋，但是我认为我比统治过巴基斯坦的其他任何人会持续得更长些。首先因为我很健康，精力充沛，我每天可以工作18小时，正如我现在做的那样。其次因为我还年轻，我才刚刚44岁，比甘地夫人年轻10岁。最后因为我明白我要干的事。我是第三世界唯一的一个尽管遭到两个大国的反对，但还是进入了政坛的领导人。1966年，美国和苏联看我倒霉都非常高兴。我所以能摆脱倒霉的处境，原因是我了解干这一行的基本准则。什么准则呢？啊！搞政治的人有时要装成傻子，让别人去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是聪明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灵活、轻巧的手指……您看到过鸟类在巢里孵卵的情景吗？搞政治的人就需要有足够轻巧、足够灵活的手指纡曲地伸入鸟巢，从身子下面把蛋一一取出，而不被鸟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