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14/33页）

无论怎样，这场战争是可能结束的，但是我们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胜利；你们当中没有人将留下来作为见证人，即使有人幸存下来，世界也不会相信他。这里也许会出现历史学家的怀疑、讨论、探索，但是，这里将没有确定的东西，因为我们将把证据和你们一道毁灭。即使某一证据留存下来，即使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幸存下来，但是人们会说你们所描述的事件过于可怕而难以置信。他们会说这些事件是盟国宣传的夸张，他们会相信我们，而不是你们。我们将成为口述历史的人。

使用这些残酷言辞的党卫队武装分子犯了自信期望的错误。这个期望认为，世界不会相信难以置信的东西，或者杀戮者的谎言会得到比幸存者诚实的证词更多的信任。杀戮者们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疑是恐怖的，以至于我们很少去谈论他们杀戮了多少人——500万或600万——而是更多地谈论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犯下如此难以言表的罪行。另外，历史学家依然在追问自己是什么原因制造了大屠杀，有多少德国人和非德国人实际上知道正在以如此巨大规模犯下的种族灭绝。

犯罪者：普通的德国人？

因为大屠杀需要一个规模巨大的、具有高水平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科层体制，因此从一开始就将遥控的科层体制的杀戮者和现场的或者灭绝营的专业杀戮者区分开来，是一件有用的工作。前者制定计划，并监控种族灭绝；后者射杀犹太人，或者在毒气室里消灭他们。种族灭绝自身可能被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所驱动，但是个体的杀戮者并非必然被统一的、内在一致的犹太恐惧症的参照系所驱动。记得这一点是重要的。这就是为何历史学家正确地把不同类型的犯罪者加以区分的原因所在。这些类型包括：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没有是非的权术者、野心家、墨守成规的人、道德上的懦夫或者施虐狂。但是，可能无疑的是，激发这一犯罪行为自身的知识参照系首先是精神的失常，它是纳粹领导层思想的特性所在；特别是给希特勒的心态提供能量的仇恨。

人们经常在问：是什么类型的人能够犯下如此罪行？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焦点必须放在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之上，因为杀戮得到了让暴力和毁灭得到美化的死亡文化的支持。同时，对这一事实的认知不应该诱惑我们把一个被许多人误认为是最重要的动机认定为主要的因素，即十足而纯粹的施虐狂是大屠杀的动机。证据表明，只有很小百分比的犯罪者实际上是施虐狂的杀戮者。甚至在冷静而有效地调度数以千计的受害者的纳粹医生当中，从临床的意义上来说也很少是施虐狂。正如奥斯威辛一位幸存的医生埃拉· 林根斯—莱纳所认为的那样：“这里几乎没有施虐狂。在临床的意义上来看，不到5％或10％是病态的罪犯。其余的人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知道对错的差别所在。他们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大多数集中营的指挥官以及他们的同事也是这样的，他们几乎没有处于施虐的动机从事杀戮，在他们监督的恐怖之屋之外过着“正常的”生活。注真相是：集中营的看守和他们的同事经常是从社会的渣滓中招募的，因此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人们总是期待有相当数量的施虐狂的精神病患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显露出来。这些男女构成了尤金· 科贡所称的纳粹体制的“消极精英”。但是，在这些消极精英当中，施虐狂的数量不会超过10％。在许多施虐狂堕落的案例里，区分用取乐堕落和用“减轻罪感”堕落并非总是可能的。前者是对残酷纯粹的快乐，后者是逃避罪恶的工具。

假如施虐狂在种族灭绝中发挥着微小的作用，焦点就必须转变到德国社会更大的文化模式上，它们提供了动机和制度机制，使国家授权的对数百万人的杀戮成为可能。犯罪者直接或间接地杀戮，因为他们信仰暴力的犹太恐惧症的共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他们创造了条件，把犹太人设想为德国人生活和文化上的恶性肿瘤。这个集团由真正的信仰者构成，他们欺骗自己形成了这样的想法：灭绝是一种形式的民族救赎。就是这种形式的意识构成了纳粹国家最高领导层的特征，并提供了给种族灭绝机器增添燃料的能源。然而，这里还有许多自觉自愿的其他犯罪者，因为他们适应了没有疑问服从命令的文化。这里还有一些参与大规模屠杀的人，因为这对他们的职业或者经济境遇有利。经常的情况是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犯罪者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