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国人和犹太人，1700—1871（第13/14页）

在马克思年轻的学生时代，他在波恩和柏林的大学学习法律，吸收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加入了年轻的自由主义者团体，其中许多成员和自己一样是犹太人。他在大学与进步的、具有批判性的思想家们的紧密关系，特别是与批评家布鲁诺· 鲍尔的关系，使他在1841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没有得到学校的任命。自从他成为文科中学学生的时候，一位德国犹太人，甚至是当时被解放的德国犹太人的脆弱社会地位，就一直是他思考的问题。他为德语作文毕业考试写作了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文章。在这篇具有高度启发性的随笔中，马克思的生命历程得到了鲜明的预示。它论述了克服自私和服务人类，同时似乎意识到等待一位理想主义的犹太人的极限，它终止了理想主义的涌动，认为“我们不可能总是从事我们自己感到适合的职业；在我们处于决定社会关系的位置之时，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这些关系所固化”。

1841年，假如不是更早，年轻的马克思认识到，在普鲁士统治的社会中，其社会关系不会导致自由的精神，甚至在大学当中。大学被国家所控制，被诸如约翰· 艾希霍恩这样反动的部长警惕地注视着。在没有获得大学职位之后，马克思作了下一步的选择，他进入了报界，加入了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报纸《莱茵报》，成为了一名调查记者。一年后，他就成为了主编。他和另一位犹太记者摩西· 赫斯紧密合作，后者向他展示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写作了一系列深刻的论述公民权的文章，严厉地批评了莱茵议会反自由主义的程序，以及它旨在限制言论自由的高压条令。他也展示了著名的道德愤怒的首次闪现，这些愤怒的闪现以具有穿透力的学识和轻蔑的讽刺相结合的形式传递出来，我们可以把它们和他的后期著作联系起来，同时它们在马克思为受剥削的农民和莱茵省葡萄栽培者使人感动的辩护中找到了发泄口。

马克思从事报纸出版的工作，使他面对面地遭遇到保守的基督教时代的权力现实，包括它既得的利益、社会的权利、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在为《莱茵报》工作的时候，马克思和他的社交圈子深入地讨论了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指出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一篇是马克思的，一篇是鲍尔的。在鲍尔的小册子《犹太人问题》中，他对整个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进行了知识上毫无顾忌的攻击，他试图动摇两个宗教赖以生存的知识基础。他天真地假定，通过发起对宗教意识致命的打击，彻底解放和自由的社会条件就会自动地产生。马克思用他自己题为《论犹太人问题》（1843）的随笔作了回应。他认为，无论多么可嘉，宗教的消灭不会自动地涉及与宗教相联系的政治体系的消灭，也不会消除“人类”解放的现实障碍，即体现在当代资本主义当中的经济和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在用犹太教而非犹太人的民族性格来确定犹太人问题上，鲍尔的错误尤其突出。犹太人的民族性格是由他的生存方式决定的，主要是通过讨价还价和借贷。真相就是，犹太人的个性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最糟糕成分——自私和贪婪——的直接体现。马克思把犹太人的身份认定同资本主义的贪婪结合起来，他彻底地断言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把社会从犹太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一断言有时被称作犹太人的自我仇恨的事例。毫无疑问，像许多世俗的犹太人，马克思可能羞于其犹太人的身份，他在其厌恶的经济体制中困惑地遭遇到它。他渴望通过对犹太人和资本主义的攻击否定他与犹太人身份的联系。另一方面，似乎不可能的是，马克思充满了犹太人的自我仇恨，以致他试图通过将其替代为资本主义来清除这种仇恨。这导致了一个荒诞的结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主要动机，必须在他无力解决的一些深层心理问题中寻找。

假如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攻击不能轻易地被认为是犹太人自我仇恨的事例，那么一定可以被认为是一股正在出现的世俗的犹太恐惧症的潮流。它在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和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分支那里十分突出。正如在马克思那里所发现的，这股潮流认为，犹太人要因将现代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内在化而受到惩罚；另外一个罪行是犹太人坚持顽固的宗教，在其中，上帝是残酷的、有复仇心的和自私的。

当行政当局在1843年因为其信奉极端的思想取缔《莱茵报》的时候，马克思从事报纸出版的生涯在德国终结了。到那个时候，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并打算采取一系列决定性的步骤与整个欧洲的政治当局展开斗争。他娶了儿时的恋人燕妮· 冯· 维斯特法伦，一位特里尔的普鲁士官员的女儿，这位官员是马克思的父亲在莱茵省法庭的上级。离开《莱茵报》后，马克思告别了德国。他尖刻地抱怨说他“厌倦了行政当局的虚伪、愚蠢和野蛮，厌倦了我们的服从、柔顺、躲避和琐碎。政府再次给予我自由。在德国，我不能做更多的事情。在这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贬低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