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石（第2/25页）

神经学家谨慎地得出结论说，对恐惧、厌恶或威胁的反应表现为侵略性同时也是防卫性的行为，其来源是大脑边缘系统。但他们也强调，这一系统与最先也最全面地处理感官信息的脑前垂体这一大脑中“更高”的部分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据A·J·赫伯特说，脑前垂体似乎是负责“管控和使用侵略性行为”的器官，因为研究表明，人的脑前垂体受损后，可能会引起“无法控制的侵略性行为的爆发……事后也没有悔恨之意”。基本上，神经学家发现，侵略是大脑下半部的功能，受上半部的控制。但大脑的不同部分如何沟通呢？有两种手段，一是化学传导，一是激素。科学家发现，减少一种叫作血清素的化学物质会导致侵略性的增加；他们猜测，可能有一种肽引导着血清素的流动。然而，他们没有找到这样一种肽，血清素的水平也很少发生变化。相比之下，内分泌腺产生的激素易于分辨，男性睾丸中分泌的睾丸素与侵略性行为有着紧密的联系，睾丸素浓度不同的人表现很不一样。把它注入人的体内后，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侵略性都会增加。但另一方面，把它注入哺乳期的雌鼠体内会减少它们对雄性的侵略性行为，而刺激它们母性保护性行为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激素。总的来说，男性体内的睾丸素水平高导致男性特征的增强，而侵略性正是男性特征之一；然而，睾丸素水平低与缺乏勇气或好斗的精神并无关系。这方面的证据包括以勇敢著称的太监侍卫和拜占庭帝国战功赫赫的太监将军纳尔西斯。最后，科学家强调，激素的效果通常受形势的调节；也就是说，无论对动物还是对人来说，对风险的计算都会抵消所谓的本能反应。

简而言之，神经学家尚未成功地确定大脑是如何触发或控制侵略性行为的。另一方面，在显示环境和“对侵略性的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遗传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自从达尔文在1858年首次提出自然选择的理论以来，许多学科的学者都一直企图为它提供一个无可置疑的科学基础。达尔文原著的基础仅仅是对不同物种的外部观察。他根据观察提出，最适应周围环境的个体存活到成年的可能性较大，在成年期也更容易活下去，而且它们的后代因为继承了它们的特点，也会比适应性较弱者的后代存活率更高，这些一代代继承下来的特点最终将在整个物种中成为主导特点。达尔文理论的革命性在于，他认为这个进程是机械性的。他认为，上一代只能向后代遗传自己所继承的特点，不能像他的同代人拉马克所说的，遗传自己获取的特点。至于这些特点如何通过我们所谓生物突变的过程发生变化以更好地适应环境，达尔文无法提出解释。至于产生了众多不同物种的初级有机体是如何发生突变的，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无解。

然而，突变是可以观察得到的现象；向着侵略性的突变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而侵略性显然是可能会增加存活概率的遗传特征。如果生命是一场斗争，那么最能抵御敌对环境的就可能活得最长，生出最多的有抵抗力的后代。理查德·道金斯最近写了一本很受欢迎的书《自私的基因》，书中说这一过程不仅是遗传的结果，也是基因本身的作用。而且，用基因做的实验表明，具有某种基因的实验室动物确实比别的动物侵略性更强，这种侵略性也代代相传。遗传学家也找出了与过分的侵略性相联系的一些罕见的基因组成，其中最出名的是男人的XYY染色体格式：大约1000个男人中有一个人基因中有两个Y染色体，而不是正常的一个Y染色体，有XYY染色体的男人中暴力罪犯所占的比例稍高。

然而，基因变异不能解释关于任何动物，包括人，在其环境中的侵略倾向的问题，从在实验室的环境中繁殖的动物身上得来的证据更无法提供解答。无论突变是如何发生的，通过突变来成功实现适应都是对环境的反应；虽然新的基因工程学有可能在基因遗传中造成“定点突变”，繁殖出完全没有侵略性的物种，但是，要确保它们的生存，就必须让它们永远待在没有任何威胁的环境中。自然世界中不存在这样的环境，也无法创造这样的环境。即使进化出了完全没有侵略性的人，生活在完全友好的环境中，他们仍然得杀死造成疾病的低等生物、携带病菌的昆虫和小动物，以及同他们争夺食物的吃庄稼的大动物。难以想象完全没有侵略性的生物如何对环境进行必要的控制。

显然，支持和反对“人天生具有侵略性”这一论点的人都把话说得过于绝对。反对派完全罔顾常识。观察表明，动物杀死别的物种，同类之间也互相争斗；有些物种的雄性争斗至死方休。要想否认侵略性是人遗传的一部分，就必须否认人和动物世界中所有其他物种的基因方面的联系——现在只有严格的神造论者才持这种立场。支持派也太过分，虽然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通常把侵略性的范围定得太广。他们的一个重要学派把定义为“想获得或重得具体物品，或地位，或参加有利活动的机会”的“手段性的或特定的侵略行为”与“主要为惹恼或伤害另一个人”的“敌意的或戏弄性的侵略行为”区分开来，这是没有争议的，但他们还提出了“被其他人的行动挑起”的“防卫性或反应性侵略行为”。侵略和自卫之间当然有着逻辑上的分别，即使那些人可以表明所有被他们归在侵略之下的三种行为都源自大脑的同一个部位，这个分别也依然成立。主张人天生具有侵略性的人不分青红皂白，把自卫也算作侵略行为，这说明他们没有对大脑除边缘系统以外的其他部分对行为的调节作用予以足够的重视。有人说过，“所有显现出侵略性行为的动物都带有一些基因来减轻此类行为的表现程度”。这样，侵略的冲动就有了制约；制约或是来自对风险的计算，或是来自对逃走机会的估量；这就是“或打或逃”这一众所周知的行为模式的来源，而人类减轻侵略性行为的能力特别突出。因此，看来科学家迄今为止只是找出了自古就有的感情和反应，并把它们分了类。的确，我们现在知道，恐惧和愤怒产生于大脑下部的神经元，是由察觉到威胁的大脑上部刺激产生的。这两个神经部分通过化学物质和激素相互联系，某些遗传基因先天决定对事物反应的暴力程度。但科学无法预知个人什么时候会表现出暴力。科学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个人结为团体去和别人作战。对这一代表着战争根源的现象，我们只能转向心理学、行为学和人类学去寻找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