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新天下主义与中国的内外秩序（第8/9页）

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曾经像今日的东亚世界，也是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多国博弈对抗，最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欧洲，首先是法德和解，然后经过漫长的“冷战”岁月，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实现了欧洲的一体化。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其背后有双重的价值普遍性，一个是历史上所共享的基督教文明，另一个是近代之后的启蒙价值。没有基督教文明和普世化的启蒙价值，很难想象会有一个稳定的欧洲共同体。以利益为背景的共同体总是短暂的，也是不稳定的，只有以普遍性的价值作为共识基础所建立的共同体，才是持久的、稳定的，即使有利益冲突，也可以通过谈判获得妥协和交易。

东亚作为一个真实的命运共同体之存在，不能以利益的暂时捆绑而成，也不应将西方视为他者而自我确认，它应该是历史的，也是建构的。从历史角度而言，东亚共同体并非凭空虚构的想象共同体，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密切的人员流动、汉文字文化圈以及遍及东亚的儒家、佛教文明，都为东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的合法性。柄谷行人指出：“一个世界帝国派生出来的各国虽然相互对立，但仍拥有文化和宗教上的共同性。所以，一般来说，现代国家均是以从旧有的世界帝国分离出来的形式而得以产生的。为此，当同受到其他世界帝国威胁时，他们会努力维持旧有的世界帝国的同一性，即向‘帝国’回归。”[11]但这一回归不是简单的回归，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势必带有新的创造性元素，即试图建立一个去中心的，甚至去帝国化的平等国家共同体。东亚的普遍性需要在历史遗产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和创造，而新天下主义，就是对历史既有继承又有超克的新普世性方案。它从帝国传统发展而来，具有同一性、普世性的文化特征，同时剔除帝国的中心化与等级化，保留其内部的多元宗教、多元体制和多元文化。毋宁说，这是一个去帝国化的帝国再世，一个内部平等的跨民族、跨国家的共同体。

东亚的命运共同体既需要有灵魂，即一个有待创造的新的普遍性价值，也要有其制度形态的肉身。东亚共同体的建立不仅有赖于国家间的结盟，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的平等联盟，而且更需要东亚各国知识分子与民间的交往，形成“民间的东亚”，“民间的东亚”将比国家更能超克民族国家的藩篱，超越各种版本的中心化、等级性，具有天然的平等性，成为东亚新的普遍性价值的深厚社会土壤。

新天下主义来自中国古代的历史智慧，又通过传统天下主义的扬弃，去中心、去等级化，以平等的共享为核心，在普世文明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普遍性，即所谓“分享的普遍性”。历史上的天下主义以帝国的治理方式作为其制度的肉身，传统帝国与追求同质化、一体化的现代民族国家不同，其内部存在着多元的宗教和治理体制，而其外部秩序则是以朝贡体系为中心的互惠、分享的国际贸易、政治与伦理复合型网络。这一传统帝国的天下主义智慧，给今天的启示在于：过于单一和齐整化的民族国家思维对内无法化解边疆与民族问题，对外无助于缓和与周边国家的主权争端。在民族国家同一性思维之外，应该补充帝国富有弹性的多样性和多重体制予以平衡。如此乃能建立新天下主义的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创造中华内部各民族、东亚社会各国家的并存共赢局面，并且为未来的国际秩序创造一个新的普遍性。

[1] ［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译，第84页。

[2]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布》，第20页。

[3]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43—45页。

[4] 钱永祥：《主体如何面对他者：普遍主义的三种类型》，载钱永祥主编：《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政治思想的探掘》，台北：“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12年，第30—31页。

[5] 黄晓峰：《姚大力谈民族关系和中国认同》，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2月4日。

[6] ［韩］白永瑞：《中华帝国论在东亚的意义》，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7]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97页。

[8]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978页。

[9] ［韩］白永瑞：《东亚地域秩序：超越帝国，走向东亚共同体》，载《思想》，第3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