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国家富强背后的进化论（第11/13页）

互助进化论压倒竞争进化论，成为新时代的潮流，1918年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蔡元培兴奋地宣布：“欧战”标志着“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76]他解释说：互助主义，是进化论的公例，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本来兼有竞争和互助两个方面。德国采取尼采的强权主义，最后失败了，英、法协约国采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最后胜利了。“欧战”的结果，是互助主义的最大证据。[77]更具浪漫主义气质的李大钊在1919年元旦之际，热情洋溢地宣告新纪元来了：“欧战”、俄国革命和德奥革命的血，“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从前讲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78]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开始接受列宁主义的“阶级竞争”学说，但仍然乐观地相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我们可以觉悟了”。[79]互助进化论在五四启蒙家的倡导之下，走出无政府主义者的小圈子，在知识分子中蔚成大潮。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一书，由周佛海翻译，在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流行学界。古代儒家的世界大同理想，经过互助进化论的催化，发酵为现代的世界主义乌托邦。虽然五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依然是进化论，但与清末民初比较，推动人类进化的因素，不再是竞争，而是互助，不再是金与铁，而是道德与精神。世界大同的理想被重新赋予了现代秩序的正当性。

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从竞争进化论转向了互助进化论；从相信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转向了寻求自由平等的新社会。这个新社会不再是去价值、去伦理的冷冰冰的弱肉强食，而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的互助合作。从富强走向文明，从以强权为核心的生存竞争秩序走向以公理为核心的自由平等秩序，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新的理想追求，成为新的民族复兴之路。这正是五四精神的意义所在。

[1]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第343页。

[2] 杜亚泉：《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第284—285页。

[3] 关于儒家的经世传统，张灏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参见［美］张灏：《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见氏著：《张灏自选集》，第58—81页。

[4] ［美］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22—23页。

[5] 马建忠：《富民说》，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编：《洋务运动》，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03页。

[6] 关于晚清的洋务与清流的冲突以及富强思潮的弥漫，杨国强有非常详细和精彩的分析，参见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见氏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46—214页。

[7] ［美］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译，见《学术思想评论》，第6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2—93页。

[8] 王韬：《洋务上》，见《弢园文录外编》，第27页。

[9]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第180页。

[10] 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14页。

[11]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1部，第55—61页。

[12] 陈赟：《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02—505页。

[13]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序》，见《康有为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4]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1页。

[15]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68页。

[16] 杨度：《金铁主义说》，见刘晴波编：《杨度集》，第220页。

[17] 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12—713页。

[18] 梁启超：《说动》，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175—176页。

[19]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564—5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