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国家富强背后的进化论（第10/13页）
利己主义在清末民初的流行，与功利主义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钱智修在《东方杂志》撰文指出，吾国与西洋文明相接触，其最占势力者，乃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评判善恶，以实用与否为标准，故国人与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皆以是否实用为取舍。[69]儒家文化本来就有经世致用的一面，到近代经过外来的功利主义催化，实用主义发酵为主流文化传统。近代中国的功利主义与英国近代的功利主义虽然都预设了人性就是避苦求乐，生活的目的就是追求最大的快乐，但二者之间有质的不同。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其在方法上是个人主义，在目的上却是集体主义。但功利主义一来到中国，便与杨朱式的利己主义相结合，一切变了味。钱智修如此描述中国的功利主义者们：
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者，亦以其与一己之私利、一时之近利不相容，而不得不牺牲之。是故功利主义无政治，其所谓政治则一权利竞争之修罗场也；除功利主义无伦理，其所谓伦理则一崇拜强权之势利语也；除功利主义无学术，其所谓学术则一高资厚禄之敲门砖也。盖此时之社会，于一切文化制度已看穿后壁，只赤条条地剩一个穿衣吃饭之目的而已。[70]
中国式的功利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强权崇拜，在伦理上以力为最高价值，在日常生活形态则以生存为第一信条。精神、文化、道德通通成为冗余之物，穿衣吃饭成为唯一的目的。杜亚泉指出：中国人的人生，无论官僚士庶，还是农工商贾，其目的即同一个——享福。所享之福，多为物质性的，而非精神性的，“为不劳心劳力得感快乐而不感苦痛”。[71]民国政坛为追逐利益而争斗厮杀，社会大众又为生存与享福而拼死竞争。自进化论引进中国，生存竞争的魔法释放出来的三大魔鬼——物质主义、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成为无所不在的社会风气。风气所向，无可抵挡，纵然有良政、善法，一来到中国，便蜕变为暴政与恶法。人心之坏，导致普遍的精神腐败，这比少数贪官污吏的政治腐败还要可怕。
面对民初社会政治这种以力为轴心的无序争斗的乱局，无论是梁启超、严复等晚清最后一代维新士大夫，还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一代民国知识分子，到1915年前后，都意识到仅仅有共和的制度性架构是不够的，还须有更根本的灵魂：共和精神。这个灵魂，不管是国本、国是，还是国魂、国性，都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而失去灵魂的中华民国，虽然继续为追求国家富强而努力，却因为失去了文明的方向而为各种势力所主宰，成为私人利益的角逐场。于是，他们开始反思晚清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所造就的力的秩序，重新思考富强与文明的关系，文明的问题遂浮出水面。中国知识分子历经自强运动、戊戌变法和民初共和实验，到了五四时期，终于从对国家富强和竞争进化论的迷恋，一步步逼向了文明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什么是东西文明的独特性？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何在？中国文明以什么样的方式融入普世性的现代性历史发展进程？
五四的知识分子们尽管依然相信进化是人类的公理，但进化论本身发生了重大的“进化”：从竞争进化论变为互助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学说作为对达尔文主义的修正，在20世纪初曾经伴随无政府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小圈子当中流传。[72]在清末的国家主义狂潮之中，互助进化论只是一个边缘的学说，影响有限，物竞天择、生存竞争依然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信奉的救国秘方。民国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孙中山一直不赞成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更倾向于赫胥黎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与自然界不同，有其独特的伦理性。1912年他应邀在中国社会党总部演讲，提出支配人类进化的，不是强权而是公理：“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故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73]在后来的《建国方略》之中，孙中山讲得更明确：
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74]
物种有物种的进化规律，文明有文明的进化规律，生存竞争是刚刚脱离禽兽世界的野蛮世界之道，而文明社会则以互助进化为发展之道。在这里，孙中山将进化论从竞争到互助的变化放在从野蛮到文明进化的历史图景之中。孙中山是大政治家，其描述的是粗犷的人类进化脉络，对西方各种进化理论深有研究的杜亚泉，在综合各家的基础上则提出了宇宙进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无机界的进化，其目的为质力之保存，即“存在”；第二阶段是有机界的进化，其目的为生命之繁衍，即“生存”；第三阶段是人类的进化，其目的为心意之遂达，为的是“自由”。[75]当人类进化的最终目的不是动物般的“生存”，而是人类特有的实现个性的“自由”时，建立在物质主义基础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便不再符合人的本性，只会造成文明秩序的解体和丛林规则的复辟。杜亚泉据此而提出“精神救国”，在新唯心论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人类进化的普遍法则：人有其自身独特的终极目标，那就是超越动物生存欲望之上的个性自由与精神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