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第8/11页）

对于刘基来说，这一次等待的时间似乎漫长了那么一点儿。等到他再度回到官场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三年。这一次，刘基被元廷任命为浙江儒学副提举，也就是分管教育的副主管。

至正十六年（1356年）春，浙东黄岩人方国珍举兵反元，行省推举刘基为元帅府都事。刘基接到命令后，返回处州平定方国珍叛乱。就在刘基准备大干一番建功立业之时，方国珍又掉转方向归顺了朝廷，摇身一变成为海道漕运万户，其兄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第二年，方国珍又晋升江浙行省参知政事。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自己的平定对象华丽转型成为行省大员，而那些收了贿赂的官员却要反过来折腾自己人。无乱可平的刘基就这样被元朝廷削夺了兵权，只好弃官返回生养他的青田故里，处于半隐退状态。对于如此结局，刘基百思不得其解。愤然离去的他，不免仰天长叹：“臣不敢负国，今无所宣力矣！”

刘基这样的文人，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可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也只能是有心无力。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张士诚，还是朱元璋，都不过是在乱世中浑水摸鱼的一方流寇，难以成就大业，更不值得以性命相托。如果我们要归纳中国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这种现实政治生活环境的催迫之下，不得不隐就成为刘基这样的末世文人所做出的无奈选择。

处州东面是占据浙东的方国珍，北面是势力强大的张士诚，西面朱元璋的军队也步步紧逼。隐居的刘基已经无法再为朝廷效力，他要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做出新的调整，可是他从内心深处瞧不起那些割据一方的草寇势力。

这时候，刘基所能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组织乡人于乱世中自保，免遭方国珍的骚扰；二是写出那部传世的寓言巨作《郁离子》，借此抒发乱世文人的心头郁结。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所说：“（元朝末年）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朝的叛乱分子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这句话正是对刘基这样的社会精英分子的真实写照，新旧社会秩序的交替，让他们的人生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刘基等地方实力派的加入，不仅化解了元朝的抵抗力量，也使浙东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任命刘基为弘文馆学士时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朕初到浙东时，你就对我颇有好感。等朕回归京师，你就亲来投奔。这时，浙东之民对我还未深信，你老卿一至，山越清宁。”

刘基的出山，可以说一半是朱元璋请出来的，另一半是被当时的形势逼出来的。明朝军队占领金华等地后，为了能够迅速在浙东地区打开局面，朱元璋想尽一切办法将刘基这些有影响的浙东大族收为己用，以安抚地方人心。

朱元璋对刘基的了解，不像他对淮右集团成员了解得那么多。他知道刘基这个人，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浙东以后的事。朱元璋是游民出身，他的知识水平是有限的，对知识界精英人物的了解也大多来自别人的描述。刘基“少有英名，海内闻之”，就算朱元璋在此前不知道刘基的大名，但是怀揣着平定天下之志的朱元璋，对于人才的渴望要超出同时期的其他几路反王，他深知要实现平生之志，不能光靠自己这样的泥腿子，必须广纳天下人才俊杰。李善长算一个，刘基也算一个。

这是成功的创业之主在创业阶段惯用的一套伎俩，但凡势力遍及之处，他们都要征召当地的名士大儒为己所用。就算不能为己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不管是真的尊儒，还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天下人眼中的印象分，朱元璋总是会摆出一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贤明姿态。在进入浙东前，朱元璋的人才库里已经储备了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陶安、朱升等一大批家门口的（江淮一带）文人谋士。

自古以来，浙东一带都是英才荟萃之地，刘基、宋濂等人自然不会逃过朱元璋的视线。明代张萱的《西园闻见录》中记载：朱元璋刚到滁阳的时候，韩国公李善长就向他举荐浙东的名士宋濂，说他知星象经纬。宋濂却谦虚地说自己的本领远不如青田的刘基。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明军攻下处州城，刘基被强行带至南京面见朱元璋。刘基坚决不愿留下来辅佐朱元璋，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好又将其放回。带到身边的人才就这样走了，朱元璋并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