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把莫扎特雅利安化（第9/13页）

位于柏林的《音乐界信息》的编辑理查德·欧勒科普夫尝试逆转这股举棋不定的潮流。欧勒科普夫自作主张地掀起一场运动，目标是让这件事多少有个结论。在1938年4月刊发的一篇社论中，他寄望于将于次月在杜塞尔多夫举办的第一届帝国音乐节。他相信这件事给了宣传部长一个完美的机会对此事做出裁决，让剧院领导们不再“头痛”。[208]

不幸的是，欧勒科普夫的请求无人理睬。1938年12月，在回顾过去12个月的音乐事件时，他悲叹道，这事还没解决，因为在杜塞尔多夫没有做出决定。[209]不过，在即将到来的1939年1月22日，法兰克福电台将上演梅克巴赫版的《伊多梅纽》。这又给了他一个机会向读者们介绍自己对三个竞争者各自长处的评价：赫尔曼·罗特强在逐字的精准翻译，安海瑟尔强在对说白式宣叙调的巧妙处理，而梅克巴赫胜在展示出对18世纪古典德语风格的有力理解。[210]

1939年3月，欧勒科普夫为安海瑟尔的《为了德国的莫扎特》一书写了书评。作者对罗特和梅克巴赫那毫无必要的恶毒攻击令他甚为恼火。他称这些攻击“与莫扎特艺术中典型的愉快和欢乐格格不入”。[211]两个月后，梅克巴赫的《费加罗的婚礼》在纽约堡成功上演，再度促使欧勒科普夫为解决僵局提出可能的方案。他评估了三位译者的长处和弱点，下结论道，安海瑟尔尽管为人充满敌意，但他的《女人心》非常优秀；而《唐·乔万尼》则是罗特的最好；《费加罗的婚礼》是梅克巴赫的最好：

我们认为，让三位译者中的某一位，或者让一个新译者垄断各剧，即在整个德国只允许一位译者的译本能够上演，是不正确的。在艺术领域，自由竞争不可或缺。此外，垄断也有法律方面的疑虑。忽视严肃的莫扎特专家几十年的工作是不可行的；出版商及其合作伙伴致力于推广这些译本，某些情况下斥资巨大，大笔一挥剥夺他们的盈利也是不可行的。[212]

欧勒科普夫不会知道，他的建议很快会被废弃。在长达三年的犹豫之后，关于莫扎特达·蓬特歌剧译本的最终决定终于要产生了。官方并没有从三位译者中选择一位，抛弃其他两位，也没有采纳欧勒科普夫的建议，选择各剧的最佳译本，而是在这个决斗场里新增了一位专家。被选中的专家是在柏林学界颇受景仰的人物：格奥尔格·许涅曼（Georg Schünemann）。

8.柏林的艾米尔·维尔尼茨（Emil Wernitz）公司在1938年和德意志 劳工阵线下属国家社会主义文化机构“力量来自欢乐”的工余活动部 联合出版的莫扎特歌剧剧本封面。请注意达·蓬特的剧作者身份 只出现在《费加罗的婚礼》封面 上。

许涅曼的救场

许涅曼和安海瑟尔、梅克巴赫以及罗特不同，他在德国音乐界一直是个重要人物。1920年，他被聘为柏林音乐学院（Berlin Hochschule für Musik）副院长，同时在柏林大学兼任一个学术职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许涅曼以进步思想享誉，和社会主义者列奥·凯斯腾伯格密切合作，重新架构普鲁士国内在学院和私人两方面的音乐教育。关于浪漫主义之前的作曲家，包括策尔特等，以及音乐教学方面，他亦著述颇丰。[213]

当普鲁士政府里的国家主义者在1932年把弗朗茨·施雷克尔赶下音乐学院院长职位时，许涅曼被提名为他的继任者。在次年的权力交接之后，他却很快意识到，他自己的职位或许也将不保。为了保住他的工作，他尝试加入纳粹党，但主要因为之前和凯斯腾伯格的关系，他被拒绝了。此后，尽管他数次主动向纳粹党示好，融入新政权的努力还是失败了。1933年5月，他被音乐学院免职。与此同时，他在柏林大学的工作得以延续，并被聘为国家乐器收藏馆的馆长。一年后，纳粹让他负责普鲁士国家图书馆音乐部，他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强加于他的职位。

根据麦克尔·凯特（Michael H.Kater）所述，在之后的几年里，许涅曼“尽可能地蒙混度日”，同时“对纳粹国家和其所强加于他的种种毫无疑问心怀憎恶”。[214]不过，他还是勤奋地写作，在1936年完成了《德国合唱文献指南》（Führer durch die deutsche Chorliteratur），一册题为《从巴赫到舒曼的音乐家手稿》（Musikerhandschriften von Bach bis Schumann）的手稿影印集和一小册舒伯特研究。次年，他在图书馆仓库里发现了一部被遗忘甚久的小提琴协奏曲，是舒曼在人生末期创作的。在编辑出版后，这部协奏曲有过几次演出，并由小提琴家格奥尔格·库伦坎普夫为德律风根公司（Telefunken）录了唱片。[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