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把莫扎特雅利安化（第12/13页）
回溯帝国当局最终选定达·蓬特歌剧德译本的整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显然能看到机会主义和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对整个第三帝国的文化氛围干扰到了什么程度。但这并不能清晰地显示这一曲折多变的事件如何有效地契合纳粹的雅利安化政策。当然，从声乐谱的标题页中或者从莫扎特歌剧演出的节目单里去掉达·蓬特的名字，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能去掉一个犹太人主动参与一部德国杰作的痕迹。但也可以说，互相为敌的几位译者都声称他们的译本更忠实于原文，反而让人把目光重新聚焦到原作者达·蓬特和他的剧本的非凡品质。此外，尽管他们都为替代赫尔曼·莱维做出不懈努力，但没有实在的证据能证明这些新版里的德语用法比莱维更“雅利安化”。实际上，只要把莱维、安海瑟尔、梅克巴赫和许涅曼对凯鲁比诺的咏叹调“你们可知道”并置，就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官方认可的许涅曼译本其实保留了不少莱维的文字。
9.咏叹调“你们可知道”诸德译对比。
莫扎特其他作品的去犹太化
尽管这个时期把莫扎特雅利安化的大多数精力都投在了三部达·蓬特歌剧上，所有与犹太有一丝联系的作品都被看作改编和改写的对象。例如，1936年，汉斯·约阿希姆·莫泽尔完成了莫扎特早期清唱剧《解放了的伯图利亚》（Betulia liberata）文本的“德国化”修订。梅塔斯塔西奥的原剧本取材于《友第德传》（Book of Judith），讲的是友第德杀死亚述军队统帅赫罗弗尼斯（Holofernes），拯救了栖避于伯图利亚山营中的以色列人。莫泽尔认为，这部清唱剧要是能去掉犹太内涵，就能获得新生。于是他以《伊尔迪科与埃策尔》（Ildiko und Etzel）为题，重写了剧本。在莫泽尔的版本中，被压迫的是勃艮第人，伊尔迪科在匈奴人阿提拉的婚礼夜杀了他，解放了他们。[230]
莫泽尔之所以要做这件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想在官方恢复名誉、获得认可。此前，他因为有一半犹太血统而在1933年9月失去了柏林教会与学校音乐学院（Berlin Academy of Church and School Music）的职位。[231]另外，如他自己所言，“改编”一部莫扎特的罕见作品给了他必要的经验，让他能够处理更重要的作品——亨德尔的《旧约》清唱剧。这正是他在1940年被聘为帝国音乐改编组负责人之后做得颇享受的事情。但尽管莫泽尔用意良好，《伊尔迪科与埃策尔》始终没有出版，几无影响。虽然它在1936年3月弗伦斯堡莫扎特音乐节中获得首演，汉堡电台3月20日将此曲向更大受众广播的计划却因为节目时间表改变而搁浅。[232]
莫泽尔《伊尔迪科与埃策尔》之所以失败，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大概和戈培尔1934年9月颁布的《帝国音乐局官方通报》（Amtliche Mitteilungen der Reichsmusikkammer）有关。这份指令严肃批评任何肆意改变旧作文本的做法。此前，诗人赫尔曼·布尔特（Hermann Burte）把巴赫康塔塔《基督躺在死亡的枷锁中》（Christ lag in Todesbanden）的文本改成对丧命一战的士兵的颂歌，引来强烈反对。若以此例见，莫泽尔推出他的改编时，这一反对仍有效力。[233]
然而，四年后，对这种做法的意见氛围发生了变化。讽刺的是，造成这一变化的是宣传部的工作以及它成立帝国音乐改编组一事。此时的工作重点是莫扎特的《安魂曲》。1940年10月，在评论该作的一份新的声乐谱时，赫伯特·盖里克敦促说，该作未来的版本应去除和礼拜仪式的关联，要用德语译本代替拉丁语文本。[234]巧合的是，几个月后，马尔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音乐教授赫尔曼·斯蒂法尼（Hermann Stephani）提议“清除”莫扎特《安魂曲》中的希伯来词，在采纳盖里克的建议上更进了一步。斯蒂法尼在一篇短文中提出建议——此文在《音乐时报》和《音乐》上同时发表，可见他这个想法所具有的权威性：
莫扎特的《安魂曲》是纪念挚爱亡灵的那些弥撒中最深刻、最动人的一部，不应该因为含有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正确的小段文字就将其压制。我因此建议做出如下改动：用“在天堂之上赞颂主”（Te decet hymnus Deus in coelis），而不用“在锡安”（in Sion）；用“这是你永久应许给世代信众的”（quam tucredentibuspromisisti in sempiternum），而不用“这是主从前应许亚伯拉罕及其子孙的”（quam olimAbrahaepromisisti et seminieius）；用“吾主，万能之神”（Dominus Deus omnipotens），而不用“万军（之神）”（Sabaoth）。[235]
必须强调，斯蒂法尼所做的修改，在1941年之后并未被所有的《安魂曲》演出采用。1941年在维也纳举办的德意志帝国莫扎特音乐周里，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指挥的最后几场演出，节目册里用的是莫扎特原版用的词；由此可见，富特文格勒对斯蒂法尼的修改不感兴趣。但在柏林，合唱指挥布鲁诺·基特尔（Bruno Kittel）特别积极地启用新文本。此人常和富特文格勒的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演出此类作品。1941年秋，基特尔签约德意志留声机公司，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和布鲁诺·基特尔合唱团录制莫扎特的《安魂曲》。这个录音证明，基特尔一字不漏地遵照了斯蒂法尼对《安魂曲》文本做的修改。[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