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若干礼制与王朝品位结构的一元化（第8/16页）

再回到中正品与官品的关系上来。中正品最初只是士人德才的高下等级，所以它不是官品的来源。有人是这样推理的，中正二品意味着这人的德才适合做二品官，中正三品就意味着这人的德才适合做三品官；为了配合“人品”的等级，就把相关的官职也分出“品”来，从而形成了官品。但这说法，不能解释官品中为什么列有多种位阶与职类，例如列有爵级、军号，还列有宦官，也不能解释官品上所配置的薪俸、特权和礼遇。当然，“九品”的名目倒可能成为一种启发，被官品借用了。官品与中正品都采用“九品”形式，仅此而已。

安作璋、熊铁基先生认为，官品来自朝班，两汉以后的官品之制，即由朝位制度发展而来(49)。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化的重要思路，因为这对理解九品官品的“综合性”、“总体性”，具有重大帮助。在朝位被用作等级手段时，它具有综合性和一元化的特征：朝会时形形色色的人员“欢聚一堂”了，即令此前他们各有各的位阶，在同一个朝堂上总得排出尊卑贵贱来，不能随便就坐。正因为朝堂的座次就是王朝各色人员尊卑贵贱的综合体现，所以朝位才会对官品有催生之功，好比作物的化肥或动物的激素。

汉朝的皇帝已把朝位用作等级手段了。刘邦和吕后都曾着手排定功臣位序，由此有140多位诸侯被确定了朝位，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样。叔孙通为刘邦定朝仪，其时朝位，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列在西侧，丞相以下的文官列在东侧。东列的丞相以下，是以禄秩为官阶的“吏”；而西列的列侯、将军、军吏，则不以禄秩为官阶。无秩者身在朝堂，便有朝位；因朝位互异，其尊卑高下便有了可比性。东列的列侯、诸将军与西列文官，在“位次”的意义上是统一排序的。东汉诸侯中具有“特进”身份的，位在三公、车骑将军之下；具有“朝侯”身份的，位在九卿、五校尉之下；还有一种“侍祠侯”，位在大夫之下。由此可见，文官、将军、列侯的朝位虽然东西有别，但又有统一排序。太傅、三公、将军在中二千石之上，不能用“若干石”定其尊卑；但在他们与百官同朝共席之时，其间高下一目了然。

总之，“朝位”以“各色官贵欢聚一堂”为基础，其涵盖度大于禄秩，容纳了各种位阶的拥有者。朝位既是具体席位，但因其特殊等级功能，也被抽象运用了。地方官平时肯定不在京师呆着，没机会参与朝会；可在典章之中，刺史、郡守、国相也规定有位次。汉元帝定制：诸侯相位在郡守下。郡守、国相都是二千石官，从禄秩看他们平起平坐，谁也不比谁矮一截儿，从位次看则高下立判。位次如何确定呢？首先当然要看秩级高下了，但也有各种微调。东汉有段时间里，博士在朝会时被安排在洛阳市长后面。市长是管市场的官儿。李郃为此上书邓太后，说这么做对儒者不够尊重，邓太后就把博士之位调整到公府长史之前了。我们的结构分析显示，汉朝的品位结构还存在很多错杂疏离之处，吏员、封爵、散官、军官等的位阶彼此整合不够；而这时候，“朝位”却展示了“一体化”的功能。

魏晋官品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汉代朝位。作为等级手段的“朝位”有两大特点：“涵盖性”和“大排队”。所谓“涵盖性”，是说其容纳了齐聚朝堂的各色人等，进而也就等于容纳了各种位阶；所谓“大排队”，就是说在朝位这种礼制之下，各色官爵不但要排出高下，而且要排成一个纵向单列，某官位在某官上、某官位在某官下，有如雁行鱼贯，有条不紊。再来看魏晋官品吧，恰好就显示了这两个特点。从“涵盖性”看，官品把文官、武官、散官、军号、爵级都熔铸一炉；从“大排队”看，在一品之内，官品继续以“居前”、“居后”来排比官职位次。例如诸公和“诸位从公”同在第一品，然而诸公在前，“诸位从公”在后，则前者高于后者。又如三省长官都在第三品，然而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在前，次为尚书令，次为中书监令，这就表明了它们位次有异。这种同品官职以位次定高下的做法，显然从朝位而来，却是禄秩所不具备，同秩的官职并无高下之分。所以我们认为，九品官品的诞生，与朝位有密切关系。九品官品通过“涵盖”与“排队”，令事实上已形成的、在朝位中体现出来的一元化等级秩序，正式化和制度化了。

当然，说魏晋官品提升了品位结构的一元化程度，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在官品初生期，列于其中的各种位阶仍存在着若干疏离参差。比如，魏晋南朝的禄秩与官品并行，但禄秩与官品并没有完全一致化，存在着品高秩低、秩高品低，以及同一品级列有不同秩级的情况。又如军号，它与官品在一定程度上整合起来了，出现了“某品将军”概念；但一定程度上军号仍是自成序列的，有自己的迁升次序；某些品级上军号寥寥，某些品级上却堆砌着众多军号。又如，散官有一定的起家迁升规则，但其在品级上的分布却不匀称。有很多散官是“清官”，而“清浊”高下与官品也不完全一致。直到南朝，还存在着“多更互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的情况(50)，就是说，会有某些清官品阶低而清望高，某些浊官品阶高而清望低。前述梁十八班与官品的不对应，也是官资与官品不完全一致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