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一：“比秩”与“宦皇帝者”（第7/18页）

第二，“宦皇帝者”承担近卫，汉代依然如此。楚汉之间，刘邦的麾下就有一支“郎中骑”，是精锐的近卫军。由尹湾汉简所见，西汉依然有“郎中骑”编制。一般郎官也要更直执戟、出充车骑。东汉郎官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所辖三署郎，这部分的郎官闲散化、文职化了；另一部分是虎贲郎、羽林郎及羽林左右骑三署，作为士官而承担着近卫职能。又，侍中、中常侍及郎官都戴武弁大冠，侍中、中常侍加金蝉貂尾，郎官则加鹖尾。戴武弁而不是戴文官的进贤冠，也说明他们近于武官，有军事职能。

第三，奉命出使。汉代的大夫、郎官经常奉命出使，承担随机或临时事务。这包括临时治狱，封爵拜官，征召名士，赏赐慰劳，使护丧事，游说招降，循行救灾，发兵监军，出使外国，等等(53)。在帝制早期，除按部就班的例行行政外，王朝还有大量的随机或临时事务，是由散官承担的。到了历史后期，官僚行政高度制度化了，那些随机或临时事务大多都有了固定的职掌者，从而不再是随机、临时事务，也不借助“奉命出使”形式来处理了。但历史前期还不是如此，所以朝廷需要一批散官的存在，可以从中随时抽调人员，奉使处理。先秦如此，秦汉也是如此，甚至魏晋南北朝依然如此（详后）。在先秦和秦汉，随机使命的承担者，就是“宦皇帝者”。

从帝国选官的结构看，秦汉“宦皇帝者”依然是朝官的重要来源，构成了一个内侍起家之途和一个郎署起家之途。侍中、给事中、侍郎，太子的先马、舍人、庶子等，往往任用皇亲国戚、高官之子(54)。郎官有一部分来自官僚子弟。任子令：“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55)董仲舒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56)西汉的郎署是一个选官的枢纽，后来向各色人等开放了。在东汉，士人举孝廉而为三署郎官，与三公辟而为公府掾，是并列的两大仕途，是士人、郡吏成为朝官的渠道，通向高官的坦途(57)。郡吏本是行政人员，进入郎署就变成散官了，由此获得了新的迁升资格。就此而言，郎署是一个储官之所。至于大夫之官，也是一种“储官”。行政官吏可以入为大夫，大夫可以出为行政官员。若把行政部门比做农田、把官僚比做水的话，那么“宦皇帝”系统就像一座大蓄水池。什么时候农田缺水了，就开闸放一些水出去。

我们看到，先秦的士庶子、“宦于王”制度，在帝国时期依然生气勃勃，当然那也是以自身的与时俱进、调整发展为条件的。

入汉之后，虽然官贵子弟仍是“宦皇帝者”的重要来源，但毕竟时代已变，“宦”者的来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在战国变化就开始了，游士制度和养客制度发达起来，各种各样的“客”也成了“宦”者的来源，他们以个人才能争取“宦”的资格。列国有“客卿”，秦王曾发布“逐客令”。幸运的“客”仕至“客卿”，就成为朝臣，超越了“宦”的阶段了；做中大夫、列大夫，以备君王的侍从顾问，则仍有浓厚的“宦”的意味；再低一点儿的是做国君的郎官；更低的就去投奔大臣，做其客、庶子、舍人。最后一类人的存在，意味着除了“宦于王”之外，还有“宦于贵臣”的。做贵臣的舍人也有望为官，李斯就是先做了吕不韦的舍人，而后被推荐为郎的。大将军卫青家的舍人有一百多，汉武帝派人到其家去，挑中了两个舍人做郎。从秦到汉，由贵臣舍人而为君王郎官，仍是了一种常规性的仕途——当然舍人、郎官都是“宦”，严格说应是“宦途”。给太子做舍人，也有类似意义。太子先马、庶子、舍人之职，都是比于皇帝郎官的。汉朝还有若干通过上书进说和特殊技艺而被皇帝任命为郎的，也可以看成先秦之游士为郎制度的继续。

汉代“宦”者的新来源，还有“赀选”。即：家资达到了一定丰厚程度，就有望“宦皇帝”，钱不充裕的就不行。郎官的家资条件起初是十万钱，汉景帝开恩降到四万(58)。又“谒者、常侍、侍郎，以赀进”(59)，“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60)。西汉张释之、司马相如、黄霸等，就是通过“赀选”而做了郎官或谒者的(61)。汉代乐府诗：“长子饰青紫，中子任以赀。”(62)“任以赀”的意思，就是凭着家里有钱，通过“赀选”之途做了郎官。汉成帝一次就把五千户家资五百万的人家迁到了昌陵(63)，则天下家资五百万的肯定在五千户以上，从理论上说，他们家的子弟都有做常侍郎的资格。不难判断，“赀选”为地主子弟由“宦”而“仕”打开了大门。董仲舒说：“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64)“赀选”与“任子”并称，可见“赀选”也是郎官的重要来源。新兴地主阶级的财富洪流，冲破了贵族身份制的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