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11/25页）

有先生认为，秦爵是从周爵蜕变而来的。因为秦爵之中，“士”、“大夫”、“侯”字样仍按贵贱次第在二十级中循序出现；秦爵二十级大体可分4段，即第一至第四级、第五级到第九级、第十到第十八级、第十九和二十级，4级分别对应周制的士、大夫、卿、诸侯。“所以，秦爵是在周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特点是同军制结合更紧。”(59)这问题怎么看呢？从宏观上说，可以说二十等爵从周爵蜕变而来。因为二十等爵承袭了“爵”的形式，用作个人品位，其上辐辏着优厚权益，具有确定社会身份的功能，显示了浓厚的传统色彩和贵族气息，甚至爵名也采用了周爵所用字眼儿，并借用士、大夫、卿、侯的概念来标示几个大的层次。这些都是上承周爵的。但从具体演进历程看，我们认为军爵来自秦国的军职，就是说它另有来源，并不是由周爵直接蜕变而来的。

进一步细审二十等爵号，其中含有士、大夫、侯字样的，是公士、大夫、官大夫、公大夫、五大夫、关内侯、彻侯，共7号；不含这些字样的，是上造、簪褭、不更、公乘、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共13号。首先，二十等爵号中，不含士、大夫、侯字样的爵号明显居多。而公士、大夫、官大夫、公大夫、五大夫等名目，不过是借爵名而为职名罢了。在秦国，周爵体制因军职的冲击而解体，进而围绕“军职的品位化”，另行形成了新的秦爵体制；在此之后，人们才重新拿周爵士、大夫、卿、侯与之比附。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军功爵作为一种功绩制的变革性质，及其“塑造新社会”的革命意义。“军职”在构造新式爵列上的重大作用，显示了这是一个“军事化”的时代，显示了军事活动、军事组织和军功阶层在塑造品位结构上的重大历史作用。

二十等爵来自新兴军职，由此获得了功绩制性质；但二十等爵在秦汉又再度发展为一种身份性品位，这个事实，我们同样要给予充分重视。这说明，当时依然存在着一种深厚的社会需要，呼唤着以“爵”这种古老的品位形式维系身份。

从具体演进说，周爵与二十等爵间存在着明显断裂；但从宏观看，周爵与秦汉二十等爵又确实存在着密切关系。周爵是一种身份体制，而在秦汉之间，二十等爵也变成了整个社会的身份尺度。日人西嶋定生论述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含摄于爵制中，所以爵制不只是形成民间秩序的原理，以皇帝为顶点的国家结构也利用爵制组成为一个秩序体。”(60)爵制秩序就是国家秩序，就是“与人民的直接的支配、被支配关系”，这是一种“个别的人身支配”(61)。西嶋把二十等爵，视为国家权力建构身份体制的一种手段；面对爵制所体现的公权力，豪强地主也是“民”。这个阐述是很精彩的。

经常性地向吏民赐爵，是汉代政治社会生活最有特色的现象之一。“赐民爵”的做法，无疑是二十等爵之身份功能的鲜明体现，也是西嶋定生“国家结构利用爵制组成为秩序体”的论点最有力证据。秦惠王吞并巴中后，曾给了所有巴氏之民以第四等爵“不更”的待遇(62)，也是“爵”为身份手段之一证。

二十等爵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身份作用，西嶋氏已多所举证。那甚至包括这类情况：几个人合伙打猎，分猎物以爵级高下为准，跟出力多少没关系。“爵”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晋人庾峻这样评述秦爵：“时不知德，惟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63)秦爵如此，汉代也应有类似现象，闾阎中的高爵可以傲视低爵。《二年律令》：“其毋伤也，下爵殴上爵，罚金四两。殴同列以下，罚金二两。”(64)在未造成伤害的情况下，低爵殴打高爵，要加二两罚金呢。

除了向民众赐爵，汉廷还经常向官吏赐爵。向官吏赐爵的意义是什么呢？学者也有过很多阐述。楼劲、刘光华先生认为：“大部分爵级明确充当了奖励官僚功劳的手段，因而其虽并无行政职事，也不反映官僚的级别，却不失为当时官僚管理制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内容。”〔(65)〕好並隆司还把汉惠帝一份诏书中的中郎、郎中依据服务年限而晋升爵级的规定，解释为“代替了依军功而授爵的文官的年功序列方式”(66)。西嶋定生提出：“对一般高官授爵的场合，虽然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所称是‘以赏功劳’，我们却可以说这是对官吏通常勤务之功劳的报酬，而不能认为这是对特别功绩的报酬。”(67)学者众口一词，都认为向官吏赐爵是一种“褒功酬勤”之方。我们当然不否定这一点，但还要从“身份制”方面做更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