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美人歌歇（第21/21页）
[2] 康熙先后六次南巡，只有第四次南巡时行色匆匆，在江宁停留了两天，没有检阅驻军，也未去祭拜明孝陵，仅遣大学士马齐祭明太祖陵。其余五次，康熙均亲自拜谒明孝陵。[3] 孝陵卫乡人多擅长酿酒，每到冬日，当地人用糯米和灵谷寺前霹雳沟的泉水酿成美酒，味醇力足，饮者易醉，时人称之为“迎风倒”。到清代时，孝陵卫成为著名酒乡，有竹枝词写道：“孝陵卫上满街香，几处行人在醉乡。”另外孝陵马皇后陵一带出产一种西瓜，俗称马陵瓜。此瓜个小，呈椭圆形，青皮小籽，瓤红汁甜，是消暑佳品。清人纪晓岚有诗赞道：“种出东陵子母瓜，伊州佳种莫相夸。凉争冰雪甜如蜜，消得温暾顾渚茶。”[4] 当时后金满洲贵族以侵略战争为“经常职业”，目的是为了掠夺包括“人畜”在内的生产资料。在他们眼中，俘虏跟牲口一样，所以并称为“人畜”。每攻取一地后，贵族们都要按等级及战功分配“人畜”。曹寅在其著作《续琵琶记》《制拍》一折中曾借蔡琰（蔡文姬）之口唱有一支《风云会四朝元》的曲子：“胡羌猎过，围城所破多。斩截无遗，尸骸撑卧。妇女悉被掳。又长驱西去，詈骂难堪，捶杖频加，号泣晨行，悲吟夜坐。欲生无一可。嗏，彼苍者何辜，生长中华，遭此奇厄祸？”应该就是曹锡远等人被俘后奴隶生活的真实写照。[5] 清太祖天命十年十月，辽阳、广宁等地陆续发生了汉人反抗后金统治的斗争，努尔哈赤查出幕后主使是明士人，于是将所有人尽行处死，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东北地区儒生隐匿幸免的仅三百人左右。在此之前，满人也曾大杀辽东汉人，号称“辽之兵劫”，事见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述。[6] 明末清初史学家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记：辽阳生员杨某，顺治十七年总督松江，与无锡进士刘果远会饮，演梨园，酒酣，杨忽拍案呼曰：“止！板误矣。”刘问曰：“老总台精审音律乎？”杨曰：“予命亦借是获存。今南方蛮子俱说辽人做官，不知辽人昔已杀尽，十无一二。初，清之破辽东也，恐民贫思乱，先拘贫民杀尽，号曰‘杀穷鬼’。又二年，恐民富聚众致乱，复尽杀之，号曰‘杀富户’。既屠二次，辽人遂空。唯四等人不杀：一等皮工，能为快鞋，不杀；二等木工，能做器用，不杀；三等针工，能缝裘帽，不杀；四等优人，能歌汉曲，不杀。唯欲杀秀士。时予为诸生，思得寸进，闭户读书，面颇肥白，被获，问曰：‘汝得非秀士乎？’对曰：‘非也，优人耳。’曰：‘优人必善歌，汝试歌之。’予遂唱四平腔一曲，始得释。”杨述竟，即于筵间亲点板，歌一阕而罢。康熙二年癸卯九月，予自通州归，舟中有辽东人闵表，乃镇江张副总之仆也。予问辽事，表云：“年五十一矣。昔万历四十八年，予方八岁，天命初破辽东，百姓俱匿山中。久之，招而出，即命剃头辫发，故自幼不识戴网巾。辽有金、海、复、盖四州，金、复多山，海、盖濒水，乃驱四州之民近海，尽杀之。此天命初年事也。次年，杀穷鬼。又一年，杀富民。如此三年，而辽民靡有遗者。”与杨话略同。及天聪立，民始不杀。自后若无银，即云到中国去（即李白所言“以杀戮为耕作”）。始自宁远入，继自山西入，已而宣大入，后遂围京，凡四次，俱大获而去。呜呼！观杨、闵所言，辽之兵劫可知矣。[7] 顾炎武、傅山开创山西票号为历史真事。据史籍记载：“（顾炎武、傅山）两先生密计经营票号，操纵金融，以图举大事，唯忌招祸败事，故其法只凭口授而不传一字。”又：“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疲，遂称雄于商界二百余年。”足见顾炎武亲自制定了山西票号的组织规则、经营模式，后人遵循下来，山西票号亦得以辉煌数百年。[8] 顾炎武四十五岁上只身离家，遍游大河南北长城内外，直至去世，整整二十五年再未回过家乡昆山，甚至妻子逝去，也只是遥寄《悼亡》诗五首。其中一首云：“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老，遗民犹有一人存。”沉郁苍凉，蕴含着感人的悲壮。又，顾炎武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山西曲沃辞世，享年七十岁，一生没有子女。但据《清史稿》记载，顾炎武在游历中，每到一处，都要以化名另置妻室，居住一段时间后又孤身离去，因而普遍认为顾氏有后人在世。[9] 明朝灭亡后，清军大举南下，顾炎武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嗣母王氏（顾炎武小时被过继给叔伯家）因家乡被清军占领，绝食十五天而死。临终时的遗训是：“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自此顾炎武背负着国恨家仇，为反清复明大业而积极奔走，始终未敢忘却复国之念。到晚年时，顾炎武作为学者的名声越来越大，清廷多次下诏征召，顾炎武一概拒绝，甚至多次以自杀来表明决心。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特地撰写了一副春联：“六十年前二圣升遐之岁；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表明自己故国情怀至死不变。然而不久之后，顾炎武知道来日无多，心境变得平和，在给外甥徐元文的信中，竟夸赞了康熙治下的盛世景象：“国维人表，视崇祯之代十不得其二三。”又指出自己四处查考亲睹的种种强弱凌夷之苦，像这些“一方之隐忧，而庙堂之上或未之深悉”，因此禁不住“贡此狂言，请赋祈招之诗，以代衰秋之祝”。普遍认为，这位曾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代最强音的鸿儒，最终因胸怀苍生而超越了明遗民群体的复杂与狭隘。又，顾炎武曾从大明亡天下的惨痛现实出发，指出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有亡国，有亡天下者。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进而又提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认为明朝亡于李自成，易性改号，是亡国，只关乎肉食者的利益；而满清入主，剃头改制，率兽食人，是亡天下，即使卑贱的匹夫也要奋起反抗。后梁启超将这番超越时代的言论总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