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7/8页）

“我不确定那本书在多大程度上和韦德的死有关，但是我猜测她偷走了它。可能她操纵弗林实施了谋杀，自己则偷走了那本书。所以我又做了一件事……”

她从桌上的纸巾盒里抽出一张纸擦嘴，纸上留下了口红的痕迹。她清了清喉咙。

“我找到了弗林的地址。这并不容易，纽约住着很多姓弗林的，但是我知道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英文专业，1988年毕业，所以最后还是找到了。我把书放在信封里寄给了他，并没有附上任何文字。”

“他很可能不知道劳拉偷了韦德的书稿，并且仍然觉得那只是一桩伤害了所有人的三角恋情。”

“我也是那么想的，后来我得知弗林去世了。不知道是否是我寄给他的书让他终于明白了这件事的原因就里，这才决定写下事情的经过。写书可能是他复仇的方式，为了报复劳拉对他撒的谎。”

“所以劳拉得以全身而退，还多亏了你和理查德。你们包庇了她。”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刻薄，但我说的是事实。

“她总会利用那些关心她的人的感情，她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对你说的事，你对此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不打算做任何官方的声明。”

“我觉得官方声明就不必了，”我说，“只要弗林剩下的书稿没有找到，这整件事就是镜花水月。”

“我觉得这样更好，”她说，“陈年往事了，没有人会再感兴趣的。实话说，我都没什么兴趣。我有自己的生活，以后我得想想自己的事儿了。”

告别了莎拉·哈珀，我感慨万千。事情是如此讽刺，当我对这一切不再抱以希望之后，却成功梳理清楚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正义是否得到伸张，这我已经不感兴趣。我从来不是一个为所谓的真相献身的狂热者，而且我知道真相和正义并不总是一致。至少有一件事我是同意萨姆的：多数人更喜欢简单而精彩的故事，而不是复杂且无用的真相。

约瑟夫·韦德的死已经是将近30年前的事了，理查德·弗林也已经盖棺入土。可能劳拉·贝恩斯把她的职业生涯建立在了谎言之上——甚至谋杀之上，但是人们从来都对这样的人崇拜有加，奉为英雄——翻一翻历史课本就明白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象着劳拉·贝恩斯把别墅翻了个底朝天寻找书稿、而韦德躺在一边血泊里的情景。理查德·弗林，可能是他手拿棒球棒，他那时在做什么？仍然在现场，还是已经离开？他有没有试图藏起作案工具？如果他是为了劳拉才下此狠手的，那么为什么劳拉甩了他？而他又为什么仍然要袒护她呢？

或者，这些事只是莎拉·哈珀自己演绎的。一个生活从那时起江河日下的女人，而她从前的朋友则事业蒸蒸日上。有多少人能为他人的成功由衷感到高兴，而暗地里又不想让他们为自己的成功付出代价？看看新闻就明白了，各位。

但是我的疑问已经无关紧要了，所有细节也失之痛痒。我就这么相信好了:劳拉·贝恩斯，一切都是这个冷酷、精明的女人玩的一场台球游戏。击出一个球，它会去碰撞别的球，如此继续。理查德·弗林、提摩西·桑德斯和约瑟夫·韦德只不过是她杆下的台球罢了——互相撞击着，直到劳拉想要的那颗球掉入袋中。

而且所有事情中最讽刺的一件，就是韦德这个如此喜欢窥探别人心智的人，却最终被他的一个学生将了一军，一败涂地。如此说来，要是劳拉真是一个比她的导师还要技艺高超的心灵解剖师，那她确实配得上她成功的职业生涯。

***

第二天我在东村[7] 的咖啡馆见到了彼得。

“调查进行得如何了？”他问，“你看上去很疲惫，老兄，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告诉他，他交给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并且递给他一份书面总结。他只是把信封装进他的蠢箱子里，没有特别重视。我还给了他一本劳拉·贝恩斯的书。

他并没有问我还有没有其他发现，似乎心里在想着别的事情，所以我便开腔了，把1987年秋冬发生之事的一个可能的真相讲给他听。他心不在焉地听我说着，手里把玩着一包糖，还时不时地抿一口茶。

“你说的或许是对的，”最后他说，“但是你意识到了吧，没有确凿的证据，将这种事公之于众有多难？”

“我没说要公开什么。”我说，他似乎松了一口气。“我对比了韦德寄给阿尔曼-林普金出版社的样章和劳拉的书的第一章，它们实际上完全一样。很明显这是她偷窃教授书稿的证据——当然，也可能仅仅表明他们共同写就了这本书且她的贡献十分重大。无论怎样，这证明不了她为了偷书稿而草菅人命，并拉理查德做帮凶。但如果有理查德的书面证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