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5/8页）

“她非常、非常……狠，凶狠地坚决，对，而且也非常工于心计。在那个年纪，我们几乎没有人——我是说在学生中间——会认真对待人生。比如对我来说，找一个男朋友打情骂俏比规划未来生涯重要多了。我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浪费了许多时间，买一些零碎的小玩意儿，或者去看电影。我经常和朋友熬夜聊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

“但是劳拉不一样。有一次她告诉我，她在18岁的时候放弃了练体操，因为她意识到，到那时为止她获得的奖项不足以让她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队里稳拿一个位置，但要是再等四年，她就太老了，没机会入选参赛队。我问她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关系，把她逗乐了。她说：‘如果你没有机会证明自己是最好的，那努力还有什么意义？’你听明白了吗？对她来说，运动只是一个达成目的的手段，目的是得到众人的认可。那是她最想要的，或者可能是她唯一想要的——让人们认为她是最好的。据我所知，从很小的时候起，她的竞争欲望就被过度开发了，而且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执念。她不管做什么，都要做最好的；不管想要什么，都要尽可能快速地获得。

“而且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开放、宽容的人，时刻可以为了他人牺牲自己。但是任何挡她路的人都是她要消除的障碍。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如此看重与韦德的关系。她感觉很光彩，她得到了最有魅力的教授、一个众人敬仰的天才的关注。他的注意让她感觉自己是特殊的——她是那个被选中的人，在一群叽叽喳喳的、把韦德视作神明的女生中间，她是特殊的。提摩西只是一个像小狗一样跟着她的男生，让她不时睡一睡。”

看上去对她来说，说话还是很累的，她的双颊已经泛起了红晕。她一直在清嗓子，好像口干舌燥的样子。她喝光了咖啡，我问她要不要再来一杯，但是她说已经喝好了。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她和我做了朋友。虽然我生长在城市里，但我很天真、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这让她认定，不需要因为自己是一个漂在纽约的乡下人而有什么包袱。她把我带到她的翅膀下，可以这么说。不管她走到哪儿，我都像桑丘·潘沙[5] 一样跟着她，骑着我的毛驴，看着她大张旗鼓地奔向名誉与荣光。但是她不能容忍我一丝一毫的独立举动。一次我没问她的意见就买了一双鞋，她成功说服我那是世界上最难看的鞋，只有完全没有品位的人才会穿那种东西，于是我把它们送人了。”

“好吧，她是一个不近人情、精于算计的婊子，但是这样的人有很多。你觉得她有没有可能和韦德的死有关系？她有什么动机吗？”

“韦德写的那本书，”她说，“那本该死的书。”

***

她告诉我，教授在劳拉的帮助下写了一本书，他依靠她的数学知识，建立了一个评估创伤事件后行为变化的模型。

按莎拉的回忆，劳拉把她的贡献想得过大了。她认定如果没有她的帮助，韦德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所以她要求教授把她算作合著者，而教授也同意了——她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莎拉。当时，提摩西去欧洲的一个大学做研究项目，而劳拉搬进莎拉租的公寓与她同住一间卧室，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搬到和理查德·弗林合住的那个地方了。后来她跟莎拉说，她的那个室友，弗林，是个沉迷于白日梦的人，而且疯狂地爱上了她，这情形让劳拉感觉很有趣。

但是，劳拉因为经常光顾教授的别墅，有一天发现了他寄给一家出版社的创作方案。在文件里根本找不到她的名字，所以她意识到教授一直都在对她撒谎，他从来没有想过拿她当作合著者。

就是那个时候，莎拉说，劳拉开始显出了她最丑恶的一面。她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摔东西，也没有大喊大叫——她要是有就好了。劳拉请求在莎拉的住所过夜，她自己坐着发了一两个小时呆，什么话也没有说。然后她开始拟订作战计划，就像一位决意要把敌人消灭的将军一样。

劳拉知道教授与一同进行那项秘密研究的同事起了分歧，所以她首先开始混淆他的视听，让他以为那些人在跟踪他，在他出门的时候搜查他的房子。实际上这是劳拉自己干的事——她挪动东西，留下房间被人闯入的蛛丝马迹，享受着这种施虐的游戏。

接着，劳拉让教授相信她在和理查德·弗林恋爱，并且把弗林介绍给他，好让他感到嫉妒。她力图让教授推迟交稿，同时想说服他采用之前的署名方案。

莎拉说，教授可能意识到劳拉的要求是荒唐的：她甚至还没拿到自己的硕士学位，却已经在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上署名了——他会因此遭到批评，学术声誉也会遭到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