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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不只一张，宽敞的房间里摆了整整一排。连小野木在内的七名新任检察官坐在一边，七个嫌疑犯分别坐在正对面。检察官的椅子是宽大的转椅，而嫌疑犯坐的却是又小又硬的木椅。

不过，两种椅子都已陈旧，在这一点上倒有相同之处。

七名年轻的检察官和七个嫌疑犯正在一问一答。一位上了年岁的检察官，倒背着双手在屋子里缓步踱来踱去。他不时地停下脚步，听听某一对的问答，然后又微笑着踱起步来。

坐在小野木面前的这个男人，名字叫柴木一郎。他的全部情况都记载在桌上的文件里。其中的经历调查书最为详细。

该犯原籍是岐阜县R郡R村。无业游民。到东京的第二个星期，犯下了需要来此受审的罪行。罪名是抢劫致伤罪，具体情况在所辖警察署送来的陈述书、搜查报告书等文件里已经详细记录在案。

这些文件，小野木事前都反复读过多次，对案情十分熟悉。

嫌疑犯身穿皱皱巴巴的衬衫，沾满污垢的衣领又黑又脏。

“你的经历？”

小野木开始审问了。既然看过文件，这些本是不消提问的，但作为检察官的审问步骤，仍是必不可少的。

柴木一郎低声作了回答。他原先在滋贺县的一家工厂当工人，因裁员而失业，于是和当时房东家的一个名叫下田美代的女人一块儿来到东京，投奔她住在龟户的娘家，叨扰了大约有两个星期左右。

柴木一郎说话的声音虽然很低，但讲得很干脆：“来东京以后，就到处设法找工作。但因没有合适的活计可干，只好整天闲逛。因此，钱包就紧张了，终于走上了干坏事的道路。”

“你说来东京以后没有工作，”小野木说，“可是，若肯从事体力劳动的话，难道会没有工作吗？”

“出去打了两三天零工，起早贪黑就不用说了，而且经常找不到活，于是想干点更安定的事务性工作，这才没有找到正式工作。”

这时，小野木拿出一把菜刀给他看，刃上带着一个纸标签，上面写着“证第二号”。

“你是打算干坏事才买这把菜刀的吧？”

嫌疑犯柴木一郎向那把菜刀瞟了一眼。阳光没有照到他的上半张脸，眼睛在阴影当中闪动了一下。

“不是。那是今年四月份在浅草的夜市上给下田美代买的，因为她说菜刀已经钝得不能用了。”

“下面，将就你的犯罪事实进行讯问。”小野木把目光落在文件上说，“今年四月十七日，午后十时许，在江东区高桥X的XX号住宅区附近的路上，你威胁岸井辉夫，抢走了他的金钱和物品，对吗？”

“对。”柴木垂着头答道。

“把当时的情况讲一讲！”

“尽管在美代的娘家食宿，但仅有的一点儿退职金还是花个精光，腰包里的钱只剩下七八十日元了。于是便动了抢人家钱的念头，为了吓唬人，就把刚才您出示的菜刀藏到上衣里边，晚上八点半左右离开了家。当时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地，所以就暂且在高桥附近转悠开了。”

柴木用舌头舔了舔发干的嘴唇，接下去又说：“就在这时，后来才知道名字的那位岸井辉夫先生，一个人走了过来，身上穿的衣服也蛮不错，我就跟在后边，想吓唬这位先生把钱拿出来。因为是头一次干这种事，心里犹豫了好几回。到了一所小学后边比较暗的地方，我就用左手抓住他的手腕，右手拿出菜刀对着他。”

“后来怎么样？”小野木看着文件，催他往下说。

“我把菜刀在他面前一晃，说：‘把钱拿出来！’他取出六七张一百元的票子给了我。我还想夺更多的钱，就说：‘把钱包也拿出来！’他一声不吭就交出了钱夹子。我一拿到手就赶忙逃跑，在住吉町坐上电车，回到家里。回来一看，里面装着一张一千元的票子。”

“你拿到手的钱夹，是这个吗？”

小野木拿起挂着“证第五号”标签的钱夹给他看。

“是的。”柴木一郎又瞟了一眼便点头承认了。

“后来，同月十九日，在品川区北品川X的XX号住宅区附近的路上，你曾企图抢劫流动商贩中田吉平的金钱财物，对吗？”

小野木翻着文件，粗粗看了一遍，抬起头来。

“对。”柴木点点头。他点头的样子，不知什么地方有点像小孩子似的。小野木觉得，这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嫌疑犯，有着非常质朴的性格。

“那么，你把当时的情形讲一下！”

“就像我刚才讲的，靠吓唬岸井先生抢来了一千七百日元。但因为美代生孩子还要用钱，就想再去抢点钱来。这次是乘国营电车，到品川火车站去了。正在车站到处转悠的时候，看到一个背着行李的男人，好像要找旅馆。我就对他说：‘大叔，我帮你找个好旅馆吧！’‘多谢你帮忙！’他说着就跟我来了。把他带进一条黑胡同里后我就说：‘把钱拿出来！’那个男人说：‘别胡说啦，你要给顾客带路，带我到旅馆以后才能得到钱。’因此我就拿出藏在外套里的菜刀，用右手举起来说：‘不拿钱，你小心这个！’于是，那男子‘啊’地大叫一声就想跑开，好像踏进了下水沟，把脚崴了。我知道他一嚷，有人赶来就坏事了，所以就什么也不顾地往前跑了一段，然后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