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一十一章 尾声之四·布局（第2/4页）

龙云说：“当然是好事！我们地处边陲，院士先生竟然愿意下这么大的手笔，放眼全国都没有第二个。

李谕悠悠道：“昆明是块宝地，而且透过时间长河看过去，只能这么做。”

龙云不知道李谕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意思，但有人愿意投资，还是数百万大洋的巨额投入，肯定乐意接纳，他们少说也能从营建过程中得到几十万大洋的好处。

选好地块后，昆明这边的事情就全权交给胡嘉言来办，处理几百万大洋的业务对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难事。

龙云等人对飞机的确感兴趣，购买飞机的事情也让胡嘉言从中连线即可。

临走时，李谕安排了一大批的无线电设备给他，“如果有北边的人来要，只管给，而且告诉他们，我们会持续提供。”

胡嘉言淡淡一笑：“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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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后，李谕动手给瑞典皇家科学院以及诺奖基金会写了一封信，除了客套话，只有这么两句最关键：“本人愿意拆借一部分资金予以贵基金会，用以发放今年的物理学奖金。另外，我个人推荐物理奖的获得者为发现质子的何育杰先生。”

他们必然会答应。因为30年代量子力学虽然已经基本建成框架，瑞典皇家科学院却还是不太认可。毕竟这么高深的革命性理论，除了少数那一小撮顶尖物理学家了解，身处外围的其他物理学家都很难判断正确与否。

泡利在1930年时批评过：“瑞典没人懂量子力学！”

但奖项毕竟是人家发，根据诺奖委员会的调性，此时依旧更加重视有应用意义或者拓展意义的实验物理学，这种现实主义取向的审美很难青睐纯理论形式的突破。否则早在1930年，海森堡、玻恩、薛定谔等人就应该拿到诺奖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负责人奥森相当不喜欢也不太懂量子力学，1930年选择了拉曼效应作为当年奖励对象。

时间来到1931年，历史上这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没有颁发。原因嘛，一方面是奥森依旧坚持不发给量子力学领域，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危机下，资金确实出现了紧张，于是奥森决定不发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谕的信刚好给他解决了这两大难题：如今中子和反电子相继发现，立即发奖不太合适，最少等上几年，更多实验室完成验证才行，在此之前颁给质子的发现者就很完美；而且李谕愿意给钱正好，信中的措辞是“拆借”，以后要还的，反正基金会将来缓过劲来就不缺钱，有人愿意临时解困他们乐意看到。

所以，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后，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会便决定了1931年奖项颁发给何育杰。

按道理也应该加上李谕，但李谕不缺荣誉，让何育杰自己获奖，更有造神的效果。

得到消息后，李谕、吴有训、王淦昌一起陪同何育杰前往瑞典。

几人在九月份就出发了，途中要在美国再进行一轮巡讲，顺便接上美国的赵忠尧。——这个豪华的中国队很有威慑力。

船只停靠横滨港时，日本物理学界在长冈半太郎的带领下盛邀一行人上岸演讲。但众人相当反感，因为现在中日关系太紧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已经迫在眉睫。

李谕心中则冷冷一笑：行吧，该死的小日本，来就来。

他能讲的东西很多，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工程学，大体都讲了讲，但在提到工程学中的飞机相关内容时，李谕有意无意掺杂进去了自己的小心思：“我认为，如果设计空中交战能力强的飞机，应该毫无保留地侧重机动能力，速度就是空中的王道。考虑当下的经济危机，还可大大节省资金，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是一个最优选择。”

李谕在谈话中经常聊到这件事，潜移默化给日本人加深这个思想烙印。

日本人听后也纷纷大表赞同，因为完美契合了他们的需求。

说起来，二战前期，日本空军尤其是海军航空兵挺强的，陆军航空兵实力相对弱一些；但到了后期，日本的航空力量就大大不行了，原因有两个：

其一，论资排辈的选拔制度；

其二，飞机设计理念的问题。

先说论资排辈，这是日本的老传统，哪怕一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还是没变，依旧存在着类似的年功序列制度。

日本的飞行员主要有三个来源：海军兵学校的学员；现役士兵中选拔；以及从民间比如高中选拔。

很显然，只有第一个，即海军兵学校的学员才是所谓的正统海军航空兵，在日本海航里是“正太阳旗”级出身。但绝大多数飞行员来自后两种，尤其末期的“神风”队员，基本都是些民间招募的普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