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二章 达达

梁启超的电文发回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各地的报纸上都被登了出来。

国内的舆论一直主张坚持立场,不能签订有损国权的条约,一个战胜国要是还丧权辱国,那真没道理了。

北洋政府见巴黎那边都把密约拿出来了,也没办法,于是公布出了中日之间有关山东问题的条约、协定、换文等。

社会各界大为哗然,很快就明确点出了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责任问题。

他们弄得确实失败,民国出了不少优秀外交官,北洋政府最上心的又正是中日关系,却在这上面屡屡出大问题,不得不让人无语。

从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就明白,一定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变成了一个强邻,又是那种有野心的邻居,不便发生直接冲突。

所以北洋政府对日的外交策略一直是注重人事方面,如果有点误会,人事方面配合得当,说不定可以大事化小。担任外交次长一职的,几乎都有留日背景;外交部的几个主要参事,也必然有一个留过日。

他们的职责就是随时揣摩研究日本的外交脉搏,防患于未然。

思路应该说还不错,但这项工作一直做得异常不成功。

国内非常担心代表团真的会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几乎每天都有电报发到代表团,一遍遍声明:“国民誓死力争,愿公等坚持到底,全国国民为公后盾。”

顾维钧他们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不过也只能干等着。

这段时间,代表团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最好回复是: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先由和会暂收,等青岛等地开埠后,再交还中国。

虽然不能直接收回,但比经手日本好太多了,代表团可以接受。

只不过日本坚持已经定下的条约,应先交由日本再转交中国。是个人就能看明白,小鬼子心口不一,嘴上说返还,心里肯定不想还,甚至想要更多。

英法意三国代表对日本的提议均不置可否,其实就是默认;美国最终只能搁议。

——

李谕则准备动身去德国,出发前去书店买上几本书在路上看。

法文书店当然白搭,好在巴黎有卖英文书的。李谕走进一家店面,看到一个瘦瘦的人正坐在一张桌子旁,拿着一支笔和一张明信片自顾自地笑道:“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

李谕瞄了一眼,我去,《带胡须的蒙娜丽莎》。

“你是杜尚?”

“你是李谕院士?”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道。

杜尚说:“我早就认识院士先生,没想到你还认识我。”

李谕说:“我不仅认识你,还知道两年前你给美国独立艺术展览送了一件叫做《泉》的艺术品。”

《泉》就是杜尚大名鼎鼎的倒置的小便池。

杜尚笑道:“哦!那是我灵光一闪的一件作品,没想到艺术展竟然违反他们自己的承诺,明明缴纳六美元就可以参展,他们却还是拒绝将这个作品展出,我只能找了一名摄影师拍照留存。”

后世能够见到的《泉》,就是这张照片。至于那个小便池本体,早就不知所踪,可能被摄影师拍完照后随意丢弃在了地下室。

杜尚很多类似的作品都被当作垃圾扔掉了。

“可惜没能看到原作,”李谕说,然后问,“你不是在纽约吗?”

“巴黎是艺术之都,总归要来这里生活一段时间,”杜尚说,“而且我早就想来了,但该死的战争持续了这么久。我真的不喜欢战争,不管什么形式的战争,都讨厌,只能选择躲避。不过我也从来不会对战争做任何表态或者谴责。”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讨厌战争,杜尚先生肯定也讨厌政治吧?”李谕说。

“是的,我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可现在巴黎天天讨论最多的反而就是政治,不仅和会上的政客,就连咖啡厅、酒馆里的客人都在聊世界大事,但我对此一无所知,不明白政治方面的任何事情,”杜尚顿了顿,加了一句,“并且我觉得政治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李谕想起了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侠盗雅各布,于是问:“要是有人告诉你,为了能在社会生活下去,人们需要政治哪?”

杜尚说:“或许必须有政治,但我认为不存在任何方式去判断政治观念,正像判断艺术一样。”

李谕说:“然而现在巴黎的政客们都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最了不起的,争吵不休。”

“他们总是这样!所以还是躲避为妙,”杜尚说,“事实上,我对任何可能让人发狂的、投入的、献身的、魂牵梦绕的事物,不管宗教、政治、文学、艺术还是理智的科学,都是如此态度。”

“上帝哪?”李谕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