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一章 侠盗

巴黎和会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结束后的两个多月,代表团没太多事,顾维钧甚至邂逅了未来的老婆黄蕙兰。

他已经因为政见不合与唐绍仪的女儿离了婚。

黄蕙兰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父亲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首富,印尼糖王。

有钱的就想找有权的,黄蕙兰生活锦衣玉食,但他们的家庭在权力上一直无法更进一步。

顾维钧邀请黄蕙兰去了一趟枫丹白露,乘坐一辆配有专职司机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听歌剧还是去的国事包厢。

黄蕙兰心中非常满足,随即答应了顾维钧的求婚。

此后黄蕙兰靠着他老爹的钱,又帮了顾维钧不少忙,她也成了外交场上的贵夫人,和不少欧美要员见过面。

李谕没必要打搅别人的好事,刚好遇到游历了一小圈的梁启超和蒋百里。

“任公,欧洲之行感觉如何?”李谕问。

“不过尔尔!”梁启超似乎颇为失望,“我在伦敦游历时,居住的是一等宾馆,每天连饭都吃不饱,几天下来更没见着一粒糖。煤炭供应不上,屋中异常寒冷。战争结束了尚且如此,真不知道战时是怎样。”

李谕笑道:“难怪任公买了新衣服,原来是冻的。”

梁启超说:“巴黎、柏林、凡尔登更加惨不忍睹,现在的欧洲简直处处在抢面包。西方之科技强自然强,破坏力也要强太多。”

李谕说:“真比起破坏程度来,自然界的暴力或许远不及人类。”

蒋百里顺着说:“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

“总不能以暴力的高低决定文明程度的高低,”梁启超有些无奈地说,“亲身来到欧洲后才发现,这里与国内精英分子幻想中的天堂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看来,西方文明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并没有真正进步,反而陷入了利己杀人、寡廉鲜耻的状态。”

“好像一直都是这样……”李谕说。

梁启超说:“所以说西方同样存在巨大缺陷,但这种缺陷正是我们所具有的。将来我们必然要走融合中西方文化的道路才可。”

没有穿越者的视角,梁启超能看到这么本质的东西相当厉害。

李谕说:“中西方本就不同,全盘西化是那些没有来过欧洲之人的幻想,取长补短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梁启超深以为意:“疏才是西学大家,一语中的!我国多年来效仿西方而不能成,因素很多,可以说二者社会政治的固有基础全然不同。正是这种文化差别,让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变法维新屡遭失败,就连最基本的议会制都没有学过来。”

李谕说:“欧美有议会制的基础,他们一直是精英文化和贵族文化,习惯了少数人决定大事。”

“是啊,”梁启超说,“所以他们才能做到让少数精英代表全体人民。中国则不然,自从秦汉以来,久无阶级,短时间想学习英法,少了根基,必然失败。”

李谕说:“没有阶级也不见得是坏事。”

“当然是好事,”梁启超说,“经济同理,西方经济强,缘于资本主义,但战争的爆发,说明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并非合理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却已走到末路,且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说不定是天大的运气。”

蒋百里说:“欧洲有些人应该看出来了,也在变法,比如俄国,可惜不能去一趟圣彼得堡。”

“提到列宁这个人,”梁启超说,“我倒觉得在欧洲政客中,以人格论,当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因此他的主义能见实行。”

这都是梁启超的原话。

李谕说:“经过欧洲一行,任公好像变得更加乐观了。”

梁启超说:“没错,我现在越发觉得,对于中国的未来,根本无需悲观。西人作茧自缚,中国固有的文化底蕴乃是最符合未来世界潮流的。只要我国从少年抓起,从培养高尚人格做起,融合东西,砥砺前行,必然可强盛!”

已经记不清是梁启超多少次思想转变了。

蒋百里同样信心倍增:“见过德国失败后,我准备写一本书论证其失败根源,以为警示。”

他当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国。

李谕说:“期待先生成书。”

“我已经写了一些笔记,”蒋百里说,“对了,几天前我们刚到巴黎时,这批手稿差点被盗。我们下榻的公寓进了贼,箱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以为堂堂欧洲大陆文化中心的巴黎,盗贼竟如此多,没想到却找到了一张纸条。”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递给李谕:“上面是用法语写的,“很抱歉误闯了您的房间,随信附上10法郎,用以赔偿您的玻璃和百叶窗”,落款则是黑夜工人。我头一次见这么讲究的盗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