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2/5页）

“忆湄！”

有人叫我，我回过头来，我面前竟黑压压地站着一大群人，张老师、魏老师、何老师……几乎所有妈妈的同事都来了。我吸了一口气，把眼泪逼了回去，我应该变成一个大人了！挺了挺背脊，我走上前去，和他们一一握别。我表现得那么沉静，那么稳重，简直都不像“我”了。我接受了无数的祝福，也喃喃地说了许多感激的言语。最后，我终于走出了××小学的大门，离开了我居住多年的地方。

林校长送我到火车站，站在月台上的车窗外面望着我。我坐在车内，倚着窗子，对着妈妈这位多年的老友，我有满怀愁绪，而又默默无言。只因为前途太渺茫，太未可预料，这份沉重压迫着我，使我无法说话。林校长也一反平日的豪放热情，而显得出奇的沉默，大概她在为我难过，为妈妈难过，也为她自己难过——她竟无力照顾一个老友的遗孤。一声汽笛响，“轰隆”一声，车子蠕动了。林校长把头伸了过来，喊着说：

“忆湄！要写信哦！”

“我知道！”我也喊，“再见！林校长！”

“再见！……”林校长不由自主地追了车子几步，又传来一句话：“忆湄！学着自己照顾自己！从今起，你是个独立的人了！”

车子驰远了，林校长瘦瘦的身影消失在我模糊的视线之中。是的，我是个独立的人了，换言之，我是个无依无靠的人了。罗教授，他会成为我的倚靠吗？他会接纳我吗？仰靠在椅背上，凝视着车窗外飞驰而去的青山绿树，我是更加迷惘沉重了。

远在五年前，有一天早晨，妈妈放下了早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怔怔地说：

“罗毅——居然来台湾了。”

“罗毅是谁？”我问。

“一位地质学家。”妈妈淡淡地说，开始吃她的早餐，我把报纸拉到面前来，看到一条不大不小的消息。

名地质学家罗毅博士

昨日携眷由港来台，

将应聘为×大教授。

这消息引不起我的兴趣，那时是暑假，我正计划和同学游大贝湖。抛开了报纸，我不经心地问：

“你认识这位教授？”

“以前认识，在大陆上。我和他太太是好朋友。”妈妈说，“许多年没见过了。”

“你要去看他们吗？”我问，吃着烧饼。

“看他们？”妈妈愣了一下。“不！何必呢？他们很得意，我去倒显得——”妈妈把话咽住了，对我警告地说：“忆湄！你又弄了一地的烧饼渣！”

关于罗教授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以后妈妈再也没有提起过他。我呢？在几分钟之后就把他抛到九霄云外了。一直到三个月以前，妈妈已证明患上了子宫癌，我们母女都已很清楚地明白，死亡的阴影正笼罩着，随时可以降临。妈妈有一天让我去寄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罗毅，地址是台北罗斯福路×段×巷×号。我寄了信回来，妈妈才和我谈起罗毅。

“他是一位学者，和我们是世交，假如我有什么不幸，他是我唯一想得出来，能够照顾你的人！”

正像妈妈说的，我是个不大肯面对现实的“孩子”，或者由于我是妈妈的独生女儿，未免从小有点儿娇宠，养成了任何事情都不能承担的习惯。因此，虽然我很清楚地明白，妈妈患上了绝症，迟早要抛开我而去，但我拒绝去想它，拒绝去谈它，也拒绝去承认它。每当妈妈提起她身后的事，我就跺着脚嚷：

“没有那一天，永远没有那一天！”

然后跑开，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去悄悄地哭。

可是，而今，“那一天”终于到我眼前了。我行囊中有妈妈临终前三天所写的一封信，嘱咐我面交给罗教授。信是妈妈亲手封好的，我不知道里面写些什么，我猜想，无非是托孤的意思。妈妈一生好强，从不肯向人低头或请求什么，没料到她走到生命的尽头，却必须向一个多年未谋面的朋友，请求收容她那“长不大”的女儿！

“长不大”的女儿！妈妈常常问我：

“忆湄！什么时候你可以长大？什么时候你能懂事，不再是个毛毛躁躁的小女孩？”

小女孩！我但愿永不长大！永远缩在妈妈的怀里，任何事情，有妈妈帮我做主，我只要吃饭、睡觉、念书和欢笑！可是，妈妈去了！在失去欢笑的这一段日子里，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最起码，我已被迫去面临那许许多多无可奈何的“现实”！

车窗外面，黑夜已在不知不觉中来到，旷野中，偶尔有点点的灯火在闪烁。车轮辗过了原野、城市、村庄，把我带向一个未可知的命运。

车子误了点，抵达台北时已将近十一点了。下了火车，提着我的箱子，走出了火车站，站在车站门口，四面张望。台北！十二年来，我跟着妈妈住在高雄，一直没有到过这全省最繁荣的都市。抬起头来，霓虹灯在夜色中闪耀，旅行社、小吃店，林立在对街。台北！我久已希望来到的地方！望着成排的三轮车、计程汽车，和街头仍然熙攘的人群，我有种慌乱和惶恐的感觉。头一次，我发现这世界竟如此之大，不再是只有六席大的小屋！那么复杂的道路，那么多的建筑，也不再是我和母亲共同生活的那样小小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