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第3/6页）

夏天到了，蝉叫得狂躁，扯出一条条杂乱无章的声线。我在校门口买了根绿豆冰棍，五分钱一根。卖冰棍的多是小孩子，黑不溜秋，好像是从湿润的泥土里长出来的，样子差不多，穿着劣质塑料拖鞋，鞋底外侧磨得特别厉害，脚跟上长着厚厚的茧子。他们扑嗒嗒到处走动。

校门口有几个孩子。我走过去。他们在玩一种挑冰棍棒的游戏。先是石头、剪刀、布，然后赢家把一大把冰棍棒握在手心，于离地尺许高处撒落，冰棍棒叠起小山坡。先把零散的冰棍棒拿起，再用一根冰棍棒一根根去挑，若能不挨动其他的冰棍棒，那挑下来这冰棍棒就算自己赢的，否则得让别人去接着玩。小时候我也玩过这种游戏，老输，辛苦攒下的冰棍棒没多久便被别人——多是一些眉开眼笑手指特别灵活的女孩子赢去，也懒得像别的孩子一般去街头捡，从山上找来竹子，用柴刀砍成冰棍棒那般粗细长短，砍出一大堆，再放水里浸上几天，拿去再比，一直到输掉最后一根，也就腻味了这种游戏。

我蹲在孩子们的身边，一边看，一边用舌尖舔棒冰，在上面舔出凹痕，正舔得津津有味物我两忘之际，眼角余光发现一个熟悉的影子。影子从记忆黑洞中冒出来，是一个女人单薄的影子。女人跌跌撞撞地从学校后面的一条小巷里走出来，身子好像早春河里悬浮在水面的冰块，发出咔嚓咔嚓细微的响声。她在哭，无声无息地哭，泪水滚滚而下，双手垂落腰间。她可能已经没有力气去掩饰心中的伤痛，目光痴了。我手中的冰棍掉在地上。这不就是当年路灯下的那位看《高等数学》的女孩儿吗？我迟疑片刻，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跟上去。她走得很慢，肩膀不断耸动。这让我也非常难受，情不自禁地抖动双肩。她到了东门桥，在栏杆上坐下，叉开腿，身体朝向水面。桥下的水很深，几乎每年都有溺水的少年在这里被打捞上来。水面有一大团油汪汪的绿。我担心她出事，走过去，挨着她坐下。她没看我，大颗大颗的泪水掉下来，掉在水面，溅起一个个微小的涟漪。

我说，“你没事吧。”

她的哭声大了，嗓子里仿佛有沙子，剧烈地咳嗽起来。我害怕了。她若掉下去，我岂不是也要跳下去救人？我说，“你还认得我吗？”

她转过脸。这是一张多么悲伤的脸啊。泪水在她脸上划出了两条深深的伤痕。鼻子、嘴还有眼，蹩成小小的一团。她哇地一下哭出声，“我爸打电话来，我弟得病死了。”

我吁出一口气。那个得小儿麻痹症的孩子死了？我很想深沉地说一声，人总要死的，不管死得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不管早死还是晚死，结果都一样。想想不妥。没敢说出口。那时候特别流行一首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谷建芬谱曲的。也不知是谁天才横溢，把歌词改成“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送到火葬场，全部烧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谁也不认识谁，全部送到农村做化肥。啊，亲爱的朋友们，到底谁先被烧成灰？先烧你，先烧我？反正都是不齿人类的狗屎堆。”但我不能用这样的歌声来安慰她，甚至还不能说“节哀顺便。”

我把肩膀借给她。她也不客气，趴在我肩膀上哭了个把时辰才渐渐收住悲声。桥头来往的人并不少，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们。他们可能以为这是一对闹了别扭胆子特别大的恋人。我只能苦笑，研究起她的脸庞。这些在阳光下的泪水真迷人。用断了线的珍珠来形容就有点暴殄天物。我偷偷拈起一颗放在舌尖，有点咸。过了这么多年，她好看多了，若非眉心上的那粒痣，我还真认不出来。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陈映真。”

“我叫李国安。”

“我知道，你在汽车队时，我就知道了。”

陈映真在七七年跟着官复原职的父亲回了省城。她父亲是省政府下放的右派分子。当年，因为没憋住一泡尿，被众人表决做了右派，在下面一呆十五年，现在老了，时来运转，老同学已贵为某省封疆大吏，他也被组织上重新想起。

陈映真与我同年考上大学，在南京大学读了四年，八一年毕业分配至地区行署，八二年下到县城煅炼，在县林业局担任副局长，是整个地区最年轻的女干部，年仅二十五岁。她父亲此时已是省财政厅新任厅长，是人人敬仰的财神爷。陈映真早已打听到我的下落，一直不好意思与我联系，在路上还遇见过我几次，可就是没喊出口。若非这天我主动，我们之间或许就错过了。命运是这样不可思议，那个吃不饱饭的女孩已经成了芸芸众生之上的白雪公主。

几个月后，我被她带到省城，走进一幢爬满青藤的二层小洋楼。堂屋里有两副遗像，一个是那瘸腿孩子的，一个是我所未见过的女人的，应该是陈映真的母亲。我在遗像前默哀三分钟。我不清楚陈映真有没有对她父亲提过馒头的事（估计不会提我摸她的事），她父亲看我的眼光很慈祥，问了我大致的人生经历，又问我在学校的表现，我紧张了。我在校内的风评一向恶劣，上课教书从来应付差事，还老迟到早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