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第3/4页）

后来的事就不好笑了。食堂主任匆匆赶来，脸色铁青。这位做菜的师傅跪在地上自己打自己嘴巴，开始用巴掌打，后来用锅铲打，打得头破血流。我并不晓得其中厉害。这算是偷窃国家财产。轻者开除，重则可以送去坐牢。第二天，做菜师傅从食堂消失了。等我再见到他时，已是十年之后。他那样高的个子实在是很难让人忘记。坐在手扶拖拉机上，身子随着颠簸的车厢一跳一跳。车厢两边面对面坐着六个人，脖子上挂着木牌子，手里拿着鞋子，在互相扇嘴巴。他脖子上吊着的木牌子上写着“盗窃国家财产”几个黑字。别人都把头高高地往后仰着，他不，把头往前凑去。他的半边脸肿得比南瓜还要大，头发落满霜雪。他的劲真大，把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小老头打哭了。

人民历来都是粮食短缺的承受者，被大批饿死的现象向不绝于史书——尽管革命总是以他们的名义进行。而他们的革命目标也往往只是在革掉皇帝的命以后，自己来做皇帝。这种农民起义在教科书中虽然有着所谓的推动时代前进的意义，但给当时的士绅阶层与更多的平民百姓所带来的常是灭顶之灾。“黄巢兵围陈州，因军粮短缺，便将附近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赶以特意打造的巨型石磨中，舂为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便纵兵四掠，俘人而食。”

一个个庞大的王朝在时间之河中轮回。饥饿于文明史若附骨之蛆。二十世纪初期，美国记者斯诺来到中国，老老实实地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下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

我无意指责什么，也不想提那几年茅台酒的产量有多少（酿造1公斤茅台需要消耗近5公斤粮食。以60年912吨的数据计算，约折合952万斤粮食），更不愿意去已经解密的曾经尘封多年的外交档案里查核那几年中国对外援助额，只是想说，在度过这段“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母亲反而对政府充满感激之情。她得了浮肿病。政府对浮肿严重的人发了糠饼。糠有利尿的作用，吃了能消肿。虽然糠饼发了一段日子就不发了。母亲还是常常念叨，“若没有那几块糖饼，我早就去向马克思报道了。”母亲把一腹怨言都给了老天爷与苏联老毛子。

母亲原本在一家纺织厂做女工，嫁给我继父后，调到该厂财务室做会计。她没受过什么教育，非常聪明，很快学会了借贷记账。纺织厂在山边，与县医院一个在山南一个在山北。母亲做女工时，我溜去车间玩耍，那时的机器始终在轰鸣巨响。车间里还装著喇叭，在不断地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蒙着口罩的女工们在一排排锭子间往返奔走。她们没有半刻停歇，一天也不知道要走多少公里。因为太疲倦了，有时人会突然歪倒，被旋转的锭子打得头破血流。大家就赶过来掐她的人中，给她喂水。受了伤的女工在医务室做过简单包扎后，马上回到锭子旁。这让我很奇怪，难道她们都是铁打的吗？而且，母亲在回到家后还要做饭、洗衣，屋里屋外忙个不停。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那天早上，我记得很清楚，天是阴的，没有雨，与青蛙的白肚皮差不多。我去纺织厂玩，兜里揣着一块面疙瘩。这是我用一块磁铁、几枚大头钉与一只很罕见的蓝蜻蜓与另一个绰号青皮的孩子交换来的。吃苍蝇吃的最好的是青皮。他比我大两岁，极瘦，肚子却大，也不知里面装了什么。面疙瘩我一直舍不得吃，实在饿了，拿到鼻尖嗅嗅，捏来捏去，捏成黑乎乎的一团。当我爬过几条涵管，试图翻越工厂的围墙时，看见母亲的同事明姨。我本来很喜欢她。她老爱用鼻尖蹭我的脸，还爱用结满老茧的手捏我的鼻子。她有个儿子叫大头，与我玩得很要好，五九年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鼻子里流出乌黑的血，一下子人就傻掉了，每天爬在地上吸泥巴吃。

明姨靠着一面凹下去的墙站着，两只手扶着墙。一个男人弓身站在她后面。我不认得他是谁。可能是附近村子里的人。他们的裤子褪到膝盖下，身子一动一动。我懵掉了，不敢动弹，联想起母亲与继父晚上那些古怪的姿势与发出的声音，嗓子眼儿伸出一个小巴掌。明姨脸上有着让人害怕的表情，眼球子瞪出来，里面布满血丝。那男人忙活完了，开始拎裤子。明姨转过身，摊开手掌，嘶哑着嗓子说，“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