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词评（第5/22页）

船子者，唐人言小舟也。和尚操小舟为人渡水，故乡人称之为船子和尚。船子在洙泾所居为建兴寺。宋治平中，改名法忍寺，以至于今。寺旧有井阑石，刻会昌年号。又有经幢，咸通十年立，今皆不存。元时法忍寺首座坦禅师辑刻《机缘集》二卷，其上卷即据海会寺石刻录船子和尚拨棹歌三十九首，附吕益柔跋。下卷题《诸祖赞》，辑录投子青，保宁勇以下宋元诸禅师咏赞，兼及居士如黄山谷、张商英、赵子固诸家之作。此本有明万历四年云间超果寺滇南比丘智空重刻本。至崇祯十年，又有法忍寺释澄彻重刻本，已增入明人幻住禅师、陆树声等数首。此三本皆年久失传。《天一阁书目》有《船子机缘诗》一卷，嘉请《大藏经》中亦有《船子和尚机缘集》，此二本余均未见，疑亦即坦禅师本也。余所得此本乃清嘉庆九年（1804）法忍寺释漪云达邃续辑重刊本。其正集二卷，仍明刊本之旧。续集二卷，乃漪云增辑。上卷为唐宋迄明清诸家咏赞。卷首所录唐愚公谷人七言绝句一首，乃嘉庆六年法忍寺天空阁火后所得石刻文，题云：“船子和尚东游泊钓船处” 。后署“会昌元年十一月” 。据此可知会昌元年船子已卒。下卷录宋释智圆至清居士朱二垞所撰法忍寺诸禅舍碑记，而以自撰《推篷室诗稿》殿焉。漪云俗姓沈氏，华亭名家子，工诗文。出家后主法忍寺，重建推篷室，辑刻《机缘集》，船子宗风，赖以不坠。而其保存船子歌词，使其免于亡佚，其功尤伟。

船子和尚歌词与张志和渔父词句法全同，且皆咏渔人生活而寓以释道玄理，故后世并称之。张志和本题“渔父” ，《花间集》、《尊前集》有和凝，欧阳炯、李珣诸家作渔父，句法皆与张志和同。南唐李后主有渔父二首，句法亦不异。然五代以后，多题作渔歌子，清人编《词律》、《历代词谱》、《历代诗馀》均以张志和词为渔歌子最早之作，而注云“一名渔父” 。然渔歌子乃唐教坊曲名，见于《教坊记》，则开元、天宝时已有此调。张志和词，颜真卿、李德裕皆称渔父词，何以不称渔歌子乎？《教坊记》著录称鱼歌子，不作渔字。敦煌曲子写本有鱼歌子四首，其作鱼而不作渔，与《教坊记》合。张志和词句法为七七三三七，敦煌本鱼歌子四首，因有衬字，故字数不一致，但均为二叠之歌词，前后叠句法均为三三七、三三六，则较张志和词为繁。由此可知渔父非鱼歌子也。任二北先生谓张志和之渔父，合于敦煌本鱼歌子之三三七句法，因而得出结论，谓“敦煌四词之写作时期，可能在张志和以前。” 此言余不敢赞同，从来文学形式，只有由简而繁。绝无由繁趋简。可以云鱼歌子乃渔父之繁化，不可云鱼歌子乃渔父之初体。然《教坊记》既已先有鱼歌子，而和凝、李珣诸家所作又仍称渔父，其句法又悉依张志和，更可知渔父与鱼歌子不能混同为一也。

船子和尚词既与张志和同，吕益柔石刻本何以不题作渔父而题作拨棹歌，此又一疑问也。吴曾《能改斋漫录》云：“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号唐。而南方释子作渔父、拨棹子、渔家傲、千秋岁，唱道之辞” 。此文极为重要。其所谓京师者，乃指汴都，盖北宋时南北僧人所用佛曲之区别在此。唐者，谓自唐时相传之歌也。南方释子之唱道辞，想亦传自唐人，唯不用此名称耳。古书无句读标点，渔父、拨棹子为一为二，今未能定。或可读作“渔父拨棹子” ，乃以拨棹子曲调咏渔父生涯，而寓以禅理，犹敦煌词之“望月婆罗门” 、京师佛曲之“八相太常引” 、南宋人之“催雪无闷” ，皆以题目与曲名连写者也。若以渔父与拨棹子为二曲，则张志和所作为渔父，船子和尚所作为拨棹子。然此二家所作句法音节均同，似不可能为二曲，故余以为当读作“渔父拨棹子” 。自颜真卿、李德裕以下，以张志和词为渔父，谓其内容也。和凝、欧阳炯以下继承有作，遂误以渔父为曲调名。至宋人编录唐五代词，知渔父实非调名，遂改作渔歌子，此再误也。吕益柔称船子和尚所作为拨棹歌，必依据唐代以来相传之原题，拨棹歌当即拨棹子，其曲调名也。拨棹子亦盛唐时曲调，见《教坊记》，而其由来则更古于此，盖民间棹歌之流变也。唐人词题作拨棹子者，今未见。《尊前集》有尹鹗所作拨棹子词二首，每首皆二叠，下叠起句与上叠起句不同，已近似换头，二叠共六十字，句法与船子和尚词绝异，且用仄韵。尹鹗五代时人，《花间集》有其词，皆小令。此二词体式必非五代时所能有，恐为宋人伪托，不敢信也。唐人拨棹子令词虽无他作可参，然船子和尚词既称拨棹歌，而《能改斋漫录》又明言南方释子以渔父拨棹子为唱道之辞，则船子和尚此三十九首之为拨棹子，可无疑矣。其前三首形式上虽为七言绝句，然若破第三句为四三句法，仍可以拨棹子歌之，惟添一衬字而已。吕益柔总题之为拨棹歌，而不别出此三首，其意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