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会·登临意?辛弃疾(第5/6页)

说到这里,我想起,苏格拉底死去五十多年后,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因此也可以说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写下了这样的话:

有一种生活,远非人性的尺度可以衡量:人达到这种生活境界,靠的不是人性,而是他们心中一种神圣的力量。有人说,我们作为人要去思考人的东西,我们不应该相信这些人的劝说,而要依照他们内心中的那种更高尚的东西来要求生活,虽然这种东西很熹微渺茫,但是,其力量和价值远胜其余。

这样的生活,真正作为人的生活,离我们的距离,何其遥远!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词苑丛谈》说:“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甫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今乃欲与搔头传粉者比,是岂知稼轩者。”可是,在歌舞沉醉的南宋,士大夫的时尚恰恰却是“搔头传粉”,辛弃疾英雄式的豪壮和悲凉,在一片莺莺燕燕的呢喃中,显得太刺耳,太不合时宜。

丑奴儿

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不得不佩服中国官僚机构力量的强大,令英雄敛手,令诗人住口,这两件最难做到的事情,它都做到了,而且是在集英雄和诗人一体的辛弃疾身上。

少年时的愁,无非是青春朦胧的感伤,或者若有若无的忧郁,甚至只是为了写诗填词而强加于自己的虚假的忧伤。而当词人年华渐老,饱经世事沧桑之后,才知道,这少年的愁与人生真正的愁相比,相去太远!

能够说出的愁,其实已经不是愁了。当词人如少年时一样再次登上高楼的时候,愁绪已经不在眉间心上,而是已经覆盖了整个苍天,整个大地,无处不在。可是,在这愁之上,一双看不见的手却在收紧,钳制着词人的双手和他的喉咙。“识尽愁滋味”,要多少沧桑与感慨才能凝聚成这一句!而最大的愁并不是愁本身,而是身心被愁缠绕无法自拔,却无法言说。罢了!罢了!即使倔强如稼轩,也不得不学会官场惯见的圆滑,也不得不学会打点毫无意义的哈哈:“多凉爽的秋天啊!”官员们终于放下了心:这个桀骜不驯的武人,这个总让人不放心的文士,终于变得“成熟”了。没人注意到,词人捏紧的双拳,睁圆的双眼,和眼里隐约可见的泪光。

可是,词人还是想开口,还是想如壮年时一样,发出自己压抑已久的呐喊。可是,他发觉,当这呐喊发出时,已不再是呐喊,而是一声断断续续的呜咽,如泣如诉。

摸鱼儿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淳熙六年(1179年),辛弃疾已经四十岁了,距他独领五十骑勇闯金兵大营,并带领一万余义军南渡已经十三年了。这十三年里,他和南宋帝国所有的官僚一样,不停地由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不管到哪个地方,都与他年轻时的愿望相去甚远,他只是认认真真地做着帝国庞大的官僚机构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这一年,他由湖北路转运副使调任湖南路转运副使,同僚王正之置酒为他送行。正值壮年的词人,此时感到的却是年华已逝,功业未就的无奈和悲凉。

再绚烂美丽的春色,也经不起几次风雨的摧折了,青春又何尝不如是?这个已经不再庞大的帝国,要做点事,真是太难了。面对满地落花,流水而去的人生让词人更感到心底升起的悲凉。春天,能留住吗?留下来好吗?苏轼曾乐观地说,天涯何处无芳草?那由地平线而来的芳草,能帮我阻挡春天归去的脚步吗?春天对这请求一如既往地不屑一顾。词人的央求,不过是自作多情而已,如角落里的蛛网,努力粘住飘飞的柳絮,以为这样就可以将春光留住。

写到这里,我看见词人的笔停住了。他在沉吟,他在愤怒,惜春的悲戚落寞已无法容纳这在心中郁积已久的愤怒,花下的酒杯已无法承受这如黄河一样滚滚而来的一江愁水。词人的笔在停顿良久之后,突然无比突兀地写下一行字:“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

汉武帝的陈皇后一直很受皇帝宠爱,当然也就遭到其他女人的嫉妒。后来,她幽居在长门宫,愁闷悲思。为了挽回皇帝对自己的爱,她出千金,请到文名满天下的司马相如,为自己写了一篇《长门赋》,进献给武帝。可是,汉武帝早已忘记年幼的时候喜爱皇后阿娇,并作出过金屋藏娇的许诺,陈皇后的无限期许,最后只归为无比惨淡的两个字:又误。司马相如美丽的文字,也无法令武帝回心转意了。原因很简单:蛾眉曾有人妒,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