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悲剧中提纯李煜（第6/7页）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而美好的东西之所以被毁灭，多半是出于坏人之手。而如果只是用这种角度来看待悲剧，其实过于片面，也过于浮浅。悲剧不是悲哀，也不是悲惨，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悲剧是严肃的。悲剧不是惊悚片，也不是催泪弹。真正的悲剧，是明知面对不可能战胜的命运，却还要举起投枪和盾牌的决绝，是“弱小的人类面对强大对手时，由人生的失意的沉痛升华为对宇宙人生本体询问的伤感情怀”（张法），是人在与命运的对决中，由抗争走向行动，行动再走入毁灭的壮烈和伟大。

在真正的悲剧中，往往没有什么邪恶力量的存在，人所要抗争的，是希腊神话中那个经常被塑造为双眼皆盲形象的命运女神。俄狄浦斯王如是，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如是，李煜亦如是。

一个从来无心于王位的书生，在命运的安排下，阴错阳差，竟然登上了王位。其实再来责怪李煜如何不是个好皇帝都显得有些多余：他何曾能当一个皇帝，他何曾愿意当一个皇帝？他只是命运之神手中一个无法决定自己未来的棋子而已。从李煜登上宝座的那一刻起，他的悲剧命运就已经注定。假如他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从此放弃自己的词人天性，专心致志当一个政客，难道这不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悲剧了吗？

黑格尔强调，悲剧必须显示出伦理实体的因素，悲剧的矛盾双方都要有伦理的辩护理由，它们应该体现为不同的伦理力量。李煜的悲剧也是如此。作为国君，他是完全不称职的。从国家统一角度，宋灭南唐是完全符合历史潮流的。南唐被灭之后，很多遗老遗少也梦想复国，李煜的死讯传来，很多南唐百姓自发为他举哀，这恰恰也证明了太宗除掉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此，他的毁灭是必然，甚至是“应该”的，而这对美好的事物的必然和应该的毁灭，却显出了一种动人心魄的悲剧力量。

在命运的支配下，悲剧人物往往是一如既往地执着于自己神圣的使命。俄狄浦斯王坚持要查出杀害先王的凶手，却不知道凶手就是自己，更不知道先王就是自己的父亲；阿喀琉斯坚持要为战士的尊严和荣誉而战，即使战斗的注定结果是献出自己的生命；赫克托耳坚持要出门迎战阿喀琉斯，即使他知道战斗根本无法取胜。李煜被俘之后，开始发出对宇宙对人生的最后追问。他们执行得越执着，也就离他们的末日越近。

悲剧就像死亡的阴影一样，把人的生存最苦痛、最残酷的一面凸现出来。悲剧就是让人们正视死亡，正视人生痛苦。但是悲剧又不是让人沉沦，“它不能把复活的个人的死亡看成整个世界不可挽回的毁灭，同时，又坚信宇宙是坚固的、永恒的、无止境的。”（鲍列夫《悲剧》）

于是，屈原悲凉地抬起头，向着天空，一口气提出了172个问题；于是，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仍然要执着地完成他的《史记》；于是，李白在被斥退之后，仍然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而李煜，在面对这无边的愁绪时，用宋词的嗓音，轻轻吟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清代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司马迁也早说过：“《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报任安书》）李煜前期词尚未脱花间词之藩篱，风格绮丽柔靡，而亡国之后的词作则是一首首泣尽以血继之的绝唱。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样的气象，断非花间词人所能显出；“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这样的情怀，没有切身体验的人怎能感觉得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沉痛，古今又有几人能体味得出？

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是这种人，他们承担了常人无法承担的苦难，然后将苦难下的挣扎和呻吟化为文字、画面和旋律，而当多年之后承受了相似苦难的人们看到他们的艺术品时，会从这些文字、画面和旋律中获得慰藉，得到安抚。换言之，他们是用自己的毁灭为代价，成了后世无数痛苦人们的代言人。所以王国维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李煜用自己悲剧的生命，为后人所有生命的沧海桑田做了注脚，为后来所有的天翻地覆做了代言，而他自己的生命，也被这悲剧提纯、升华，超越了时间与空间，永垂不朽。

王国维对李煜评价极高，他说：“温飞卿（温庭筠）之词，句秀也；韦端己（韦庄）之词，骨秀也；李重光（李煜）之词，神秀也。”他还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