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7/21页）

她心里的一部分——上帝啊，救救我吧，她想，上帝啊，饶恕我这样想吧——她心里的一部分同样气急败坏，伊莎贝尔竟然对她做出这样的事，竟然让她如此痛苦。

“埃里克，埃里克！听我说。我等一下再给你打回去。现在我得挂了。”

她把手提袋里的东西全倒在床上，找出一个栗色的小本子，里面记着电话号码。她翻到一个里昂的电话。科莱特和她丈夫迪迪耶如今住在里昂，她在那儿开了一家小旅行社。迪迪耶还在学习，准备当医生。接电话的正是迪迪耶。

“你早就知道我是学精神病的，帕丽，对不对？”他问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觉得……”

他问了几个问题。伊莎贝尔的体重有没有减轻？夜里盗汗吗？有没有异常的瘀伤，疲劳，习惯性的发烧？

最后他说，等到天亮，埃里克应该带他去看一下医生。但是，他在医学院上过通用培训课，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听上去很可能是急性龈口炎。

帕丽死死抓着听筒，手腕都握疼了。“拜托了，”她强忍着说，“迪迪耶。”

“噢，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听上去这很可能是唇疱疹的初期症状。”

“唇疱疹。”

他接着又说了一句，那是帕丽这辈子听过的最让人高兴的话。“我想她会没事的。”

帕丽和迪迪耶只见过两面，他和科莱特结婚前一次，婚后一次。可是此时此刻，她打心眼里爱他。她就这样对他说了，在电话里哭着说的。她说她爱他，连说了好几次，他大笑起来，和她道了晚安。帕丽给埃里克打电话，他一早就会带伊莎贝尔去见佩兰大夫。然后，帕丽躺到床上，耳中嗡嗡作响，看着街灯的光穿过暗绿色的木制百叶窗，映照在屋中。她想起了那一次，她得了肺炎，不得不住进医院。当时她八岁，妈芒不肯回家，非要睡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她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新的，意想不到的，迟来的亲情。过去这几年，有很多次她曾思念起妈芒。在婚礼上——理所当然。在伊莎贝尔出生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时刻。但是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这个可怕又奇妙的夜晚，置身于慕尼黑的酒店房间，这样强烈地思念着妈芒。

第二天回到巴黎，她告诉埃里克，等阿兰生下来，他们就不该再要孩子了。再要，只会增加心碎的几率。

1985年，伊莎贝尔七岁，阿兰四岁，小蒂埃里也两岁的时候，帕丽接受了聘任，到巴黎一所很有名望的大学教书。一段时间之内，可以想见，她不得不屈于学术圈内的明争暗斗和褊狭之见。这并不意外，想想看，才三十六岁，她已经成了系里最年轻的教授，而且加上她，也总共只有两位女性。她忍下来了。她想，妈芒绝对不能，也绝对不会像她这样处事。她不阿谀奉承，也不溜须拍马。她回避与人争斗，从不口出怨言。对她的怀疑不会绝迹。然而，到了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横亘在她学术生涯中的墙也倒掉了。她用自己明智豁达的处世态度，释人疑虑的社交能力，慢慢赢得了大多数同事的承认。她在本系有了朋友，别的系里也有。她出席学校的活动，参加募款集会，偶尔也在鸡尾酒会和晚餐派对上亮相。埃里克陪她出席此类聚会。由于总是系同一条羊毛领带，穿同一件胳膊肘打了补丁的灯芯绒西装，他成了人们私下经久不衰的笑谈。他在拥挤的房间里闲荡，吃着小点心，看上去乐呵呵的，一副找不着北的模样，帕丽得时不时地冲上去，把他从一堆数学家身边哄开，以及时阻止他对三维流形和丢番图逼近问题发表高论。

在这些派对上，难免有人向帕丽问起她对阿富汗局势的观点。有天晚上，一位名叫沙特拉尔的客座教授带着少许的醉意问帕丽，她对苏联撤军后的阿富汗形势怎么看。“您的人民能找到和平吗，教授夫人？”

“我不知道。”她说，“实话实说，我只是个名义上的阿富汗人。”

“不管怎么说，也不会吧。”他说，“可是，尽管如此，您肯定会有深刻的见解。”

她笑了笑，力图阻止他的步步逼近，这种问题总是掺杂着想当然的成分。“只不过是我在《世界报》上看到的东西。和您一样。”

“可您是在阿富汗长大的，不是吗？”

“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您看见我丈夫了吗？就是胳膊肘打补丁那位。”

她说得没错。她的确看新闻，读报纸上的战争报道，知道西方在给圣战者游击队提供武器，但是在她心里，阿富汗已渐行渐远。在家里，她有忙不完的活。现在她有了一幢四间卧室的漂亮房子，位于居扬古，离巴黎市中心大约二十公里。他们住在小山上，附近是公园，有步道，有池塘。埃里克教书之余，现在也写剧本，其中有一部欢快的政治笑剧，秋天时将在巴黎市政厅附近的一座小剧场排演，他也已接到了委托，再写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