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0/20页)



“不,阿齐兹,谢谢你。”他说。我很少听到他用“阿齐兹”以外的字眼称呼她,这个词的意思是“心爱的”、“亲爱的”,可是每次他这样叫她的时候,这两口子之间的距离都变得更加遥远,每回它从瓦赫达提先生的嘴里迸出来,原本用来表达爱意的这三个字,听起来都是那样生硬。

去商店的路上,妮拉说她要去接个朋友,然后告诉我去朋友家怎么走。我把车停在马路边上,看着她走进街区,走向一幢亮粉色外墙的两层楼房。一开始,我没熄火,可是五分钟过去了,妮拉还没回来,我便关掉了引擎。我这么做就对了,因为直到两个钟头以后,我才看见她苗条的身影,悄悄地沿着人行道走回汽车。我拉开后门,她钻进车里的时候,我闻到她身上有另一种味道,潜藏在我熟悉的、她自己的香水下面,有点像雪松,好像还有一丝生姜味儿,我记得这味道,两天前的那个晚上,我在派对上闻到过。

“我没找到中意的。”妮拉坐在后座上,一边重新涂着口红,一边说。

透过后视镜,她看到了我脸上的不解,便放下口红,从睫毛下盯着我。“你拉我去了两家商店,可我没找到自己喜欢的包。”

她的目光在镜子里死盯住我的眼睛,停留了片刻,等待着。我明白了,我已经被拉进了一个秘密。她在考验我的忠诚。她在要我做出选择。

“我认为您应该去了三家商店。”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她撇撇嘴,笑了笑。“Parfoisjepensequetuesmonseulami,纳比。”

我眯起了眼睛。

“意思是:‘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我惟一的朋友。’”

她朝我灿烂地一笑,可这样也没法提振我下坠的心。

那天余下的时间,我做家务的时候,速度只有正常的一半,平时的热情也只剩下了一点。当晚,男人们又过来喝茶,有一位还给大伙唱了歌,可是歌声也没能让我的心情好转。我感觉戴绿帽子的人是我。我也相信,我终于脱离了她的控制。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它又出现了,再一次填满了我的住处,从地板到顶棚,渗入四壁,浸润着我的呼吸,如同潮气。不管用啊,马科斯先生。

我没办法告诉您,具体是在什么时间,这个想法成了形。

也许是那个秋天的早晨,起了风,我在伺候妮拉喝茶,弯腰为她切下一片粗麦蛋糕,此时,放在窗台上的收音机里说,1952年的冬天可能比前一年更为寒冷。也许是在此之前的那一天,我拉她去有亮粉色外墙的那幢房子,或者还要往前,那一次在车里,她哭,我拉着她的手。

不管是哪一天,一旦我有了这个想法,就怎么也抹不掉了。

马科斯先生,我想告诉您,我那时绝对问心无愧,并且深信自己的提议是出于好心和真诚的目的。这样做虽然会有一时的痛苦,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大家都有好处。可我也有些不太光彩的,自私自利的动机。最主要的就是:我想给妮拉一件东西,一件其他男人,不管是她丈夫,还是粉色大宅的主人都给不了的东西。

我先跟萨布尔讲了。要是为自己辩解的话,我一定会说,如果我认为萨布尔能接受我的钱,那么我会很乐意把钱给他,而不是提出这个建议。我知道他需要钱,因为他跟我说过,他正在拼命找工作。我也可以从瓦赫达提先生那儿预支些工钱,借给萨布尔,帮他一家子挺过这个冬天。可是萨布尔像我的许多同胞一样,总是受到自尊心的折磨。这种折磨既幼稚可笑,又难以动摇。他永远都不会要我的钱。我本来一直给帕尔瓦娜汇款,可她一过门,萨布尔就不肯再接受这笔小钱了。他是男人,他要自己养家。后来他死就死在了这上面,还不到四十岁,他有一天出门,到巴格兰附近一个地方,下地收甜菜,一下子就垮了。我听说,他死的时候还拿着割甜菜的镰刀,满手的水泡,流着血。

我没做过父亲,因此没办法假装自己懂得萨布尔做出那个决定时,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思索。瓦赫达提两口子是怎么商量的,我也不知情。我把这主意告诉妮拉的时候,只是要求她和瓦赫达提先生商量时,别说这是我的主意,而是她自己的想法。我知道瓦赫达提先生会反对。我从来没在他身上瞧见一丝做父亲的本能。说实在的,我曾经怀疑过,也许正是因为妮拉生不了孩子,才让他下决心娶她。不管怎样,我远远躲开了这两口子之间的紧张气氛。每当入夜,我躺下睡觉的时候,那一幕总是浮现在眼前:我告诉了妮拉,她抓起我两手,泪水夺眶而出。她凝视着我,带着感激,还有——我敢肯定——某种像爱一样的东西。我只想到这是由于我给她的礼物,那些远比我更有前途的男人都给不了她。我只想到,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她,给得那么彻底,那么快乐。我还想,还希望——这当然很愚蠢——从此以后,她不只把我看成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