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第7/26页）

我慢慢走回家去，那天夜里没有月亮，但有星光。对于我这样在那些年里走惯夜路的人来说，这点亮足够了。我在想，贺先生家里的人到底想怎样？反正贺先生死了，再也活不了。但是想到贺先生家里那些人，我就觉得很伤心。

贺先生的儿女们在寒风里看守着那些脑浆，没有人答理他们，那些脑浆逐渐干瘪下去。到后来收拾的时候，有一些已经板结了。所以后来贺先生的脑子有很大一部分永久地附着在水泥地上了。告诉我贺先生遗言的刘老先生也死了。在刘老先生生前，我对他没有一点好印象。这老头子在棋盘上老悔棋，明明下不过，却死不认输。我不乐意说死人坏话，但我不说出来，别人怎能知道呢？他嘴极臭，正对着人说话时，谁也受不了。

有关贺先生直了的事，我还有一点补充。不管他是在什么时候直了的，都只说明一件事：在贺先生身上，还有很多的生命力。别的什么都不说明。

九

流年似水，转眼到了不惑之年。我和大家一样，对周围的事逐渐司空见惯。过去的事过去了，未过去的事也不能叫我惊讶。只有李先生龟头血肿和贺先生的事，至今不能忘。

那一年冬天，北京没一个好天，看不见太阳。那时候矿院是个一公里见方的大院子，其中三分之二的地方是松树林。那时候有好多人（革命师生、革命职工）从四面八方来到矿院，吃了窝窝头找不到厕所，在松林里屙野屎，屙出的屎橛子粗得吓死人。那时候，矿院的墙上大字报层层板结，贴到一尺厚，然后轰地一声巨响，塌下一层来。许由的奶奶活了七十八岁，碰上脑后塌大字报，被这种声音吓死啦。那时矿院里有好多高音喇机，日日夜夜响个不停。后来我们的同龄人都学不好英文：耳朵不好，听不见清辅音。那时候烂纸特多，有很多捡烂纸的孩子，驾着自制的小车，在马路上做优美之滑行。那时有很多疯子被放出来，并且受到崇拜。那时我刚过了有志之年，瞪大了眼睛，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如果我要把这一切写出来，就要用史笔。我现在还没有这种笔。所以我叙述我的似水流年，就只能谈谈龟头血肿和贺先生跳楼，这两件事都没在我身上发生（真是万幸），但也和我大有关系。

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谈一点别的事情。我和许由造炸药，落到了保卫组手里，当时我身上有一篇小说的手稿，是我和我们院里的小秀才鸡头合著。王二署名不执笔，执笔的是鸡头。他犯了大错误，写小说用了真名，里面谈到了矿院诸好汉的名次，还提到了我们的各种丰功伟绩，飞檐走壁，抛砖打瓦之类。最不该的是把我砸凤师傅窗子的事都写上了，而后来我正是落到了凤师傅的手里，他把我的腰都打坏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写小说不可以用真名，尤其是小说里的正面人物。所以在本书里，没有一个名字是真的。小转铃可能不是小转铃，她是永乐大钟。王二不是王二，他是李麻子。矿院不是矿院，它是中山医学院。线条也不是线条，她是大麻包。李先生后来去的地方，也可能不是安阳，而是中国的另一个地方。人名不真，地点不真，惟一真实的是我写到的事。不管是龟头血肿还是贺先生跳楼，都是真的，我编这种事干什么？

十

七二年底李先生被发到河南安阳小煤窑当会计。河南的冬天漫天的风沙，水沟里流着黑色的水，水边结着白色的冰。往沟里看时，会发现沟底灰色的沙砾中混有黑色的小方块。这些小方块就是煤。水是从地下流出来的，地下有煤，所以带出了这种东西。一阵狂风过去之后，背风的地方积下了尘埃。在尘埃的面上，罩着黑色的细粉。这件事也合乎道理，因为风从铁路边上煤场吹过来，就会把粉煤吹起来。早上他从宿舍到会计室去，路上见到了这些，觉得一切井然有序，不像在梦里。

李先生那个时候对一切都持将信将疑的态度。

李先生到会计室上班时，头上总戴一顶软塌塌的毡帽。这种帽子的帽边可以放下来，罩住整个面部，使头部完全暖和起来。这种感觉是好的。李先生喜欢，乐意，并且渴望一天到晚用毡帽罩住头部。因为河南冬天太冷，煤矿又在山上。虽然有煤烧，但是房子盖得不好，漏风，所以屋里也冷。但是科长看见他在屋里戴着毡帽，就会勃然大怒：你别弄这个鬼样子吓我好不好？说着就会把他头上的帽子一把揪下来。这件事完全不合道理。

李先生去上班，身上穿蓝色大衣。这衣服非常大，不花钱就拿到了。这件事非常之好，虽然不合道理。给他这件大衣的是矿上的劳资科长，一个广东人。李先生见了他备感亲切，这是因为李先生所会的三种语言中，广东话仅次于英语。他就想和他讲粤语。劳资科长说：你这个“同机”不要和我讲广东话啦，别人会以为我们在骂他啦。这非常合理，在美国也是这样子的。不能在老美面前讲中国话。广东科长给了他这件大衣，说是劳保。李先生问，何谓劳保？广东科长说：劳保就系国家对你的关怀啦。这个话不大明白，李先生也不深问。劳保里还有些怪东西，橡胶雨衣，半胶手套，防尘口罩等等。李先生问了一句：我不下井，发我这些干什么？旁边有个人就猛翻白眼说：想下井？容易！李先生赶紧不言语了。在干校学习了两年，到底学会了一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