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袜子都抽丝了简妮来到了一个寂静而寒冷的园子（第3/4页）

范妮的病房在楼上。探视室的长条桌两边坐满了病人和病人家属。探视室里荡漾着各种各样的食物气味，与病室里的消毒水气味混淆在一起，温暖和浑浊。

值班医生走过来打量简妮：“你是王范妮的妹妹？”

“是的。”简妮说。

“从美国回来的？”医生又问。

“是的。”简妮想，一定又是家里人告诉医生的，就象当初叔公的病房里，人人都知道家里有人要从美国回来看他。“我姐姐她情况还好吗？在美国时，医生说是抑郁症，怎么回到上海以后，就成了精神分裂症呢？”

“也许，她的确在美国有过产后抑郁症，被控制住了。但回国以后，又发生精神分裂症，她来我们医院的时候，是很典型的精神分裂症。”医生说。

“这两种是递进的病吗？”简妮问。

“不是。是不同的病。”医生说，“这次她是应激性的精神病。”

医生的说法让简妮吃惊，让范妮陷于精神分裂的，竟然不是美国那一段，而是她上海的这一段。这出乎她的想象。摧毁范妮的创伤，原来是在上海发生的。“我不了解她在上海出了什么事。家里从来没对我说过。”简妮说。

“王范妮当时回国的时候，在学校办了休学，她的护照上还有有效的签证，可以再回美国，是这样吗？”医生说，“你们家的人一直动员她在签证过期以前回美国去。这对她是受不了的压力。出国对别人来说，是求之不得，但对王范妮这样已经在精神上有创伤，个性上又有缺陷的人来说，就不是好事。”

简妮紧捏着圣诞花的杆，她想，她们两姐妹总是将自己的路越走越窄，直到无法容身。或者说，是上海这地方，这个家，这些人将她们渐渐逼到死胡同里。本来，范妮可以在上海好好做一个刻薄的小市民，自己也可以在美国好好地做一个普通职员，嫁一个可靠的白人，住一栋分期付款的Town House，开一辆日本车。在上海，在美国，多少女孩都这样平静地生活下来了，但她们就不行。

医生领着简妮穿过病人的活动室，与探视室相比，这里冷清多了，只有一个病人默默坐在桌前，一动不动地看着桌面。然后他们穿过病室，那是一间象教室那么大的房间，里面象轮船统舱那样放满了单人铁床，中间只留下可以侧身而过的走道。床上有草绿色的粗毛毯，让简妮想起电影里的犹太人集中营。“病人很多，我们没有这么多病房。”医生对简妮解释说。

他们来到病室尽头，那里还有一扇木栅栏门，将走廊拦开。里面是另外一段走廊，走廊的两边，都是禁闭着的房门，门上有象一本书大小的窗子。医生对简妮说：“你的姐姐在里面，她这段时间情况有反复，处在狂躁期里。你刚刚在我们的活动室里看到的那个病人，她处在抑郁期里，所以她不说话，不吃饭。你姐姐正好相反。”

“那是怎样？”简妮问。

“她想逃出去。”医生说。她看看简妮手里的东西，问，“你要是不怕，可以进来看看她。”

医生拿出钥匙打开门，走进去，简妮跟了进去。门在她身后“乒”的一声关上时，她觉得心在肚子里抖了一下，想起那个白发人的耳语，他说：“快逃吧，赶快逃。”简妮意识到，自己进这个医院以后，心里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紧张，是因为自己怕那无处不在的，被禁闭起来的暗示。这种恐惧，从小就在心里生龙活虎。所以，她看窗子，象监狱，看病室，象集中营。每次关门的声音，都让她发抖。她相信，范妮也一定是伴随这种恐惧长大的。如今，范妮就深陷于栅栏门的最深处。

她听到有人轻轻的，不停地，钢琴节拍器似地拍着门。医生告诉简妮：“那就是你姐姐在敲。”

范妮的脸正扑在小窗子上，简妮猛地看到范妮的脸，吓得叫起来。她的脸潦倒，狡猾，怨愤，简直象个恶毒的老女人，但眼睛却是贼亮的。简妮猜想到，范妮也许会肿，那是因为药物里的激素，也许会苍白，那是因为没机会在户外，也许会呆，会脏，象那些印象里的精神病人一样，但她没想到，范妮会变得这样丑。她的丑，是从心里出来的。就象一滴水反射出太阳的光芒那样，她的脸，是从心里丑出来的。

“简妮，你也进来了？”范妮惊喜地问。

“不，不，不，不是的，我来看看你。”简妮连忙将手里的圣诞花举起来，“圣诞节就要到了。”在这气氛诡异的重病房里，红色的花漂亮得象个讽刺。

范妮果然对花视而不见，她的目光绕过大朵的红花，看着简妮追问：“你为什么也回来了？”她打量着简妮的身体，目光象手一样在简妮的腹部按了一下，“还穿得那么漂亮，又不是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