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一 出 去（第3/5页）

90年代末期，敏的父母都出去打工给孩子挣学费。她爸爸在沿海一家鞋厂打工，但因为身体太差不得不打道回府。她妈妈也出去过一年。敏在附近县城的中学住读，周末回家给爸爸和弟弟妹妹们洗衣服做饭。

村里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出去了。敏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她的姐姐桂敏到东莞的工厂打工。不久，敏中考落榜，父母也想把她送出去打工。桂敏给家里打电话，竭力说服他们让敏继续上学。桂敏说，自己打工挣的钱能帮着付学费。爸妈同意了，敏上了两年中专，也由此成为村里学历最高的人——比姐姐还高，多亏了桂敏牺牲自己的学业，帮衬家里的结果。

2003年的春节桂敏回了老家，走的时候带着敏一起出去。敏还有一个学期才能毕业，但是她想省了学费，直接去找工作。离开家乡让她很兴奋，敏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没见过工厂。“我想早点出来，学点东西，见见世面，”她说。

在东莞，桂敏给敏租了一个便宜的旅馆房间，帮她在一个做液晶显示器的日本工厂找了一份工作。敏在那儿做了一个月就离开了。她从来没有在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地方待过，寂寞得受不了。她回到旅馆，在另一个工厂找到了工作，但是没去上班。姐姐愿意继续帮她付房钱，但敏觉得自己变成了姐姐的负担。在公交车站，她看到一张招工传单，有一家电子产品工厂要招流水线工人。她打了广告上面的电话——有不少骗民工钱的假广告——接电话的人告诉敏怎么到工厂。她坐了三个小时的巴士，来到了东莞的东南角，就是佳荣电子厂。敏在这里一个人艰难地度过了一年。

敏踏进工厂的那一刻，就意识到这地方还不如她甩掉的那个日本工厂。但是现在想回去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她也不想再要姐姐帮忙。她已经习惯了自己处理事情——这样更好。

出去，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给他们的流动生活下定义。家里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个城市并不让农民工轻松过日子。出力气的活工资很低，往往低于官方规定的最低收入标准，每月四百五十到六百元。工作时间常常超过每周四十九小时的法定上限。受伤，生病，或者怀孕，都没人管你。地方政府对于保护工人兴趣不大；他们的工作就是让工厂老板开心，带来更多的投资和税收。但是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在忍气吞声。从家里出来进厂打工是他们做过最难的事情，也是尝试一种探险。是自尊，而非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里：早早打道回府就是承认失败。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命运。

农民工是农村里的精英。他们年轻，受过较好的教育，比留在村里的那些人更上进。城里人叫他们“流动人口”，仿佛在说一群漫无目的的乌合之众，但是大多数农民工离家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工作目标，也有已经摸着门道的亲戚或者老乡陪伴。而且，如今大多数年轻的农民工不再是种地出身，而是从学校出来。种地其实只是他们看见自己父母做的事。

人口流动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意外产物。1958年，中国政府建立了户籍登记系统，给每个居民分配了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城市居民能享受安排工作、住房，获得粮票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配给票券；农村居民无法享受这些特权，只能困在土地上。

70年代晚期，政策改革允许农户在市场上出售一部分收成，而不必全部上交国家。农业产量突飞猛进。忽然间，全国各地的市场上出现了各种食品供应，农村居民也第一次能够独立地在城市里生存。1984年政府下令允许农民在小城镇定居；流动不再以违法犯罪论处。人口加速迁移，1990年，全国已有六千万流动人口，其中大多数奔向飞速发展的工厂和沿海城市。

如今中国已经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他们在工厂打工，餐馆里服务，工地上干活，开电梯、送快递、当保姆、带孩子、收垃圾，美容理发，站街接客，几乎所有活都是农民工在干。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农民工人数占到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南部工厂林立的城市，农民工在拉动国家出口经济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相当于一百年间欧洲向美国移民总数的三倍。

但是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现实反应得太慢。多年来，农民工必须躲着城里的警察，一旦被抓到没有居住证就得罚款或者遣送回原籍。终于在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个综合文件，宣布人口流动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文件禁止歧视农民工，呼吁给予他们更好的工作条件，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机会。农村的砖墙上出现了为农民工说话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