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第七天》之后（第2/2页）

我发现有些人关注现实，是看电视或者网络才知道的。《许三观卖血记》出版两年以后，河南的艾滋村事件才被媒体曝光，而我写的卖血在中国已经存在半个世纪。再比如弃婴事件，我在医院长大的，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时就见过很多，只不过现在慢慢被媒体曝光，其实存在也已经有快半个世纪。强拆事件起码有二十年了，从有房地产开始。这些事件都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了很长时间，不是说媒体不报就没有这回事。今日中国的现实常常以荒诞的面貌出现。一位叫陈砚书的网友到我的微博上说：“《第七天》争议大的根源是民众对荒诞的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乃至见怪不怪，对荒诞的纵容使荒诞化为平常。”我觉得他说得很好。

《兄弟》之后我写过散文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出英文版时遇到金融危机，又正逢兰登集团合并，英文编辑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拿到译稿两年后的二○一一年才出版。当时他提出更新一下数据，因为很多事例都太旧了。我再看以后，发现几乎所有数据都有巨大的变化。我们老说文学高于现实，那是骗人的，八十年代末我写过关于威廉·福克纳的文章，威廉·福克纳证明文学高于现实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时代的作家都做不到，更不要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表达现实的文学意义在哪里？我用一个谁都不愿意去的地方、用“死无葬身之地”来表达的，用这样一个角度来写我们的现实世界。如果采用另一个方法，像《2666》第五章“罪行”那样把发生在拉美一个小城市的一百多起奸杀案全部罗列出来，篇幅会比现在还长。如果我不是从“死无葬身之地”，而是采用波拉尼奥的方式来写现实世界，可能真的没有文学意义了。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写了很多当时哥伦比亚报纸上的事件和话题，他说走到街上，就有读者对他说：你写得太真实了。《第七天》不能和《百年孤独》比，马尔克斯写下的是一百年的孤独，只用了二十多万字，我只是写下七天的孤独，就花费了十三万字。我深感惭愧。

其实这部小说写了好多年，《兄弟》之后就搁在那里了。这么慢的一个原因是，我总是落在现实后面，但我的慢也可能是一种幸运。我不知道自己的写作为什么总是卡住，我可以找到自己的时间被切碎的理由，总有很多事来打断我的写作。但是时间被切碎不是理由，我的缺点是很不勤奋，兴趣太多，总是被别的什么吸引过去。朋友劝我别到处跑了，趁着现在身体还行，多写几部小说，将来身体不行了，就写不动了。我说，将来身体不行了，我也跑不动了。作为一个作家，我知道自己这方面的缺点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我同时在写五六部小说，还不包括脑子里转了十年以上的构思。

小说的叙述语言不应是作家自作主张，应该是由小说本身的叙述特征来决定的。我写《兄弟》有时候故意追求语言的粗俗，因为需要粗俗，如果李光头说文雅的话，那肯定不是李光头了。而有人批评说《第七天》的语言怎么苍白、枯燥无味、白开水一样，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部小说的语言我非常讲究，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尤其到一校、二校的时候，改动的全是语言。《第七天》里的三段，第一段是送鼠妹去殡仪馆，鼠妹大段地讲述她和伍超；第二段是杨飞和父亲在殡仪馆里见面；最后一段是他回到死无葬身之地的路上遇到伍超，伍超大段的讲述。这三段没有办法用简洁的语言。因为这是一个从死者角度叙述的故事，语言应该是节制和冷淡的，不能用活人那种生机勃勃的语气。讲到现实的部分，也就是活着世界里的往事时，语言才可以加上一些温度。我写的时候感到现实世界的冷酷，写得很狠，所以我需要温暖的部分，需要至善的部分，给予自己希望，也给予读者希望。现实世界令人绝望之后，我写下了一个美好的死者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乌托邦，不是世外桃源，但是十分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