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第7/9页）

我同学哥哥的讲述来到最后时，总是重复那句感慨万分的话：「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尽收眼底啊！」

我们小镇上的老红卫兵们，那时候都被发配到了农村，正在经历艰难的岁月。文化大革命早期的混乱动荡过去后，毛泽东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一九六六年以来，由于文革的动乱，中学和大学三年没有招生，致使全国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一千六百多万人等待升学或者就业。这些毛泽东的红卫兵们在大规模的武斗和抄家行为里大显身手，已经习惯于打砸抢的生活方式，当社会相对稳定之后，中国的经济也来到了崩溃的边缘，无法提供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一千六百万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一旦无所事事，就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毛泽东决定解决这个当时中国城镇社会的最大难题，他轻松地挥了一下手，说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然后，无数的中国家庭上演了无数的悲剧，他们的孩子背上简单的铺盖，在父母送别的眼泪里离乡背井奔赴边疆和农村，在中国最为贫困的地方扎下了根，开始了饥寒交迫和悲欢离合的人生之路。我们小镇上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去了遥远的黑龙江，有的就在本地农村落户。这些对前途悲观失望的老红卫兵，每次回到父母家中住上几天的时候，文革早期大串连的经历俨然是他们人生中最为美好的往事。他们喜欢对我们这些小红卫兵讲述当年的精彩岁月，他们的讲述五彩缤纷，留在我记亿里最深刻的是他们对火车站的描述。

大串连时期的红卫兵挤满了中国大地上所有行驶中的火车，有些躺在座位底下，有些睡在上面的行李架上，还有更多的人在行驶的火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车厢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也无法上厕所。于是当火车进站停下后，红卫兵们立刻从车门和车窗里纷纷拥挤出来，像是源源不断地挤出来的牙膏一样。男红卫兵们跳下火车后，大模大样地解开裤子，在月台上随地大小便；女红卫兵们则是围成了一个又一个圆圈人墙，挨个轮流走到圆圈人墙中间蹲下来大小便，以防某些心怀鬼胎的男红卫兵偷看。然后，男女红卫兵们重新从车门和车窗处挤进火车。火车开走后，站台上臭气熏天，到处都是男女红卫兵留下的屎尿。

我同学的哥哥，因为热衷于讲述自己在文革早期的红卫兵串连经历，在我心目中曾经是革命的象征。可是当他手中出现一根竹笛以后，不再讲述自己风光无限的串连了，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他给我留下了这样的记忆：右手提着一只陈旧的帆布旅行袋，左手拿着一根竹笛，破旧的球鞋上满是泥土地走来，这是他从农村回到父母家中的情景。当他住上几天返回农村时，仍然是相同的情景，只是那双破旧的球鞋上没有了泥土，母亲替他将球鞋清洗干净了。他回到家中的几天里，总是坐在窗口，吹奏他的竹笛。乐曲断断续续，都是当时革命歌曲的旋律，可是这些革命旋律在他的笛声里没有了激昂的气势，似乎变成了靡靡之音。没有吹奏竹笛的时候，他坐在窗口发呆。有时候我们走到窗前和他说话，他的眼睛看着我们，却没有任何反应。

一个原来说话滔滔不绝的人，在农村插队几年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变得不爱说话了。也许是笛声代替了他的说话，他的千言万语可能都在吹奏之中。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走在自己居住的这条小巷时，只要听到竹笛响起，我就知道他回家了。这是我们巷子里唯一的笛声，也是他生命存在的信号。偶尔的时候，他会吹奏出货郎卖梨膏糖的笛声，让巷子里嘴馋的孩子们满头大汗地奔跑过来。看到孩子们上当的表情，他会发出几声开心的大笑，随即又沦陷到沉默之中。

这个我小时候心目中的革命象征，在我们小学即将毕业的那一年死去了。死去之前他回到了家中，这次他住了十几天，他不愿意回到乡下。有几次我从他窗前经过时，听到他的父亲在里面大声斥骂他，骂他好吃懒做，因为他不肯回到乡下。他声音软弱地申辩，说自己很累，没有力气下田地干农活。他父亲的骂声更加响亮了，骂他懒得像是一个资产阶级。我听到他父亲振振有词地说：「懒汉都觉得自己没有力气。」

他母亲觉得家里不能整天吵架，儿子也不能一直这么住下去，如果长期赖在城里不回乡下，会被别人认为有思想问题。母亲好言好语地劝他回到乡下去，他同意了。临走时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放进了他的口袋，这在当时可是昂贵的食物。我看到了他的离去，他骨瘦如柴脸色发黄，右手提着那只破旧旅行袋，左手拿着那根竹笛，脚上还是那双破旧球鞋，他低头走去的样子有气无力。我看到他哭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抬起拿着竹笛的左手，用袖口擦着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