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的故事（第3/18页）

我不相信我会说得那样直率，不过从那以后，凡有讲演，我一定空腹。

但他千真万确，由于我这“都不好”三个字，打消了当作家或者评论家的念头，放弃了还差一年就毕业的中文系，跑到日本去了。这期间还到过美国，后来还到过澳大利亚，因为他有一张与毛利首领人物合影的照片，他的毡帽与土著的服饰，很般配。等再见到他时，他已经一边打工，一边留学，从日本和美国拿到学位，学成回国了。他来看我，并谢谢我几年前的三个字，弄得我很尴尬。作为我那番话的报答，送了我一套日本男人穿的宽大和服。当时，我并未把它放在心上，便随意接受了，不如那一箱XO，造成的震撼力强。后来，高田有司，丁丁的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他招待，我作陪，在长富宫，为了好玩，特地穿起这件日本大袍赴宴，杨菲尔玛恭维我，说，老爷子挺像《红灯记》里的鸠山。从高田的话里，才知道丁丁的礼品，非同小可，第一，真货，第二，名牌，第三，价值不菲，至少得打两三个月的工，才能买到。日本，凡机器能生产的，都便宜，凡手工制作的，都绝对不便宜。

我埋怨他瞎花钱，何必呢？出门在外，生活不易。

“至于那么严重嘛！”他一边给我倒日本清酒，一边说。我也就不客气了，这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观念，把什么事都看得不那么重，而丁丁，尤甚。

由于脱口而出的三字经，竟改变了一个年青人的一生，我多少觉得抱歉。倒不是怕中国少了一个作家，或一个评论家，那没准倒是好事。而是因此使他成了后来这种不稂不秀的样子，我觉得有责任。所以，他回国后不久，我把他介绍到我一个当官的朋友，也算是一位新上升的权贵吧，在他主管的国营公司里，搞日文翻译。杨菲尔玛，早年经常带日本团逛中国，以后又带中国人逛日本，也是半个日本通，说丁丁的日语，一级棒。

一开始，他对谋职不怎么积极，“第一，我还没有玩够，第二，我目前还能活。第二，我还没有想好干什么。”

“第四－－”杨菲尔玛接着说：“我想，他应该进入政坛！”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你有什么更好的安排嘛？”我问她。

她说：“当然有。”

“丁丁是当官的料嘛？”我怀疑。

她说：“他这种性格不适宜当小官，他不是随着别人意志转的蹦蹦车，而是那种能让别人按他的意志转的推土机。”

我吓了一跳。

“这张牌怎么打，我还没有想得太好，看运作的情况再定了。”杨菲尔玛那对眼睛，不漂亮，但神彩奕奕，总在洞穿人似地琢磨你。谁第一眼看到她，马上会产生被她大卸八块的感觉，哪块剁馅，哪块红烧，她一下子就把你能够利用的部位，都弄清楚了。了不得，我老伴等她走后评论，是个人物，丁丁斗不过她。我说，也未必，丁丁不是容易剃的脑袋。这位很难说是个美女，最好的评价，是不丑而已的杨菲尔玛，有一股劲，用气功的话说，带功，用物理学的术语形容，具有磁场，把丁丁拿住了。其实，丁丁不爱听人摆布，对她的兴趣从经济领域往政治层面转移，要让他走仕途，当大官，竟然没有表示异议。看来，一物降一物，这话不错。

我估计丁丁在日本，挣了一点钱，不多，也不会少，还能买起一辆吉普车代步，就比我强得多多。但看他刷卡的时候，不像小姐那样满不在乎，“你会坐吃山空的，何况你们的调费采用AA制，老弟！”

“到时候再说。”因为他一向把生计啊，钱财啊，前途啊，工作啊，不看得那么重。

实际上，这小子还未定性，夫子曰：“三十而立”，他都住四十奔了。作为忘年交，不得不再三晓喻：“还是去捧这个铁饭碗吧！”

他去了，纯粹是为了给我面子。过了月把，我打电话问我那位朋友，“徐总，这个丁丁在你的机关里表现如何？

“你介绍的人，有错！”他很满意，我也就放心了。

又过了些日子，见到徐总，他试探地问起我来，你完全了解你介绍的这个年青人嘛？

我吓一跳，不知这小子闯了什么祸？

“很能干，很卖力，但大家弄不懂，他干嘛要把一年的翻译任务，在一个月里急急忙忙赶了出来，然后就不知下落，为什么？”

那位技术官僚，一张刮得铁青的脸，看着我，希望从我这儿得到解释，我能告诉他什么呢？

显然，丁丁被该死的垃圾吸引走了。

这也是命也运也的事了，人生就像一棵树，人就像一个小蚂蚁在这棵树上爬，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爬到哪里，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拐了个弯，便在一个树杈上一直走下去，而回不了头。我只好对徐总解释：年青人啊，吊儿浪当，任性而为，我也拿他没法，徐总是在美国进修过的，见过世面，有点器度，和正经八百的政府官员，还不尽相同。一个上千人的部门，别说少一个，就是少一百，不也照样运转？笑笑，也就不再追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