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图（第5/6页）

“这么说，他是个哲学家。”

“他是个疯子。”

“党为了谨慎合理的理念斗争。更进一步，就是表达我们的嫉妒和怨恨了。”

“这么说，您也承认瓦尔特和你们格格不入？”

“我只是说任何一个政党都时不时地需要一点教条主义，甚至极端主义。像佩雷斯这样的小伙子，很多情况下是非常有用的。”

看见罗马诺走过来，露丝一把挽住他的手臂，而后牵着他愤愤然离去。她的态度让我迷惑不已。

至于达韦尔，他又接连几年没有工作，生活清寒。正如我说过的，国家剧院很乐意听从我的建议，但出于种种缘故，他们并没有聘用他。其他剧团的经理甚至记不清他是谁了。所幸，我们还不断向他表达谢意。在无休止的官方庆典与众多晚宴上，他都是我们的座上宾。当然，见到他每次都穿着同一身勉强算得上体面的旧西装，我们心里难免混杂着厌烦与内疚。

或许生活永远是周而复始的，某一天我又听到了好消息：罗马诺启用达韦尔，重排《加图》。这轮演出将安排在阿波罗剧院。

不久，某天傍晚，我即将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电话响了。我听出是露丝·罗马诺的声音，虽然接线不畅，通话始终夹缠着沙沙声。她的意图我却听明白了：一定要约我见面，求我办些事。通话被切断了。我一时兴起了两种互不相容的反应：想见她，对她好奇，可又怕被烦人的要求打扰。后来她又来过电话，打了好几回。我的女秘书总是告诉她，我出去了或者在开会。经过短暂却次数频繁的交谈，她们之间有了某种情谊，最后露丝跟她解释了为什么要打电话来。

等女秘书把口信转述给我，我嘟哝道：“女人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啊！”事实上，露丝·罗马诺是恳请我们的政府禁止重排《加图》这出戏。我绝没听错。

我猜想，出于无知无觉或心不在焉，达韦尔伤了她的感情，把露丝对他始终怀有的亲近之情变成了恼恨。

《加图》重排后发生的事，证明那个女人当初的请求并非毫无来由。每个夜晚，观众都变得越来越狂热，越来越有威胁力。我必须承认，一开始很难理解观众高声喝彩是在反对我们。借用这出悲剧来攻击一个以匡扶自由为最大勋业的政府，这听上去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某一次，我们参加了双方共同的朋友家里的一场聚会，露丝跟我做了解释。在阿波罗剧院鼓掌欢呼的人，是独裁时期的官员和党羽徒众。他们要讨还失去的自由。

“他们那边肯定也有自己的瓦尔特·佩雷斯。”她说。

“什么叫他们的瓦尔特·佩雷斯？”我问。

“您怎么会不明白？”

“我不明白。”

“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加图》第一轮演出时，你们派瓦尔特指挥煽动者……”

“多艺剧场的事件是自发的。”我反驳道。

“同时由瓦尔特挑的头儿。可以肯定，现在这帮人也有像他这样的狂热分子可以倚重。”

“把一位捍卫自由的年轻人和效忠独裁的流氓恶棍相提并论，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您说话的口气像个地道的政客；但是您不得不同意：对瓦尔特·佩雷斯那样的暴徒来说，高贵的自由事业又算得了什么？”

我本想告诉她，她说话的口气像个古板的女教师，但忍住没说。我用如下话语回应她，对别人我也这么讲：

“一位受到我们特别关照的演员，现在却甘愿被他人利用来反对我们，我觉得难过。”

“这是背叛。”有人怒斥。

“我不会把话说到那个程度，”我解释道，“只能说，我有些痛苦地冷眼观看他的作为。”

大约过了一周或更久，某天午夜，我被电话惊起。一个女人的声音质问我：

“现在你高兴了？”

其实我当时很困，因此很难理解这话的意思。我把问题重复了一遍，像个白痴似的：

“你是谁？”

这话问得毫无意义，因为我已猜到电话是谁打来的。

“告诉我，你现在是不是心满意足了，”她一再追问，沉默片刻，又说，“或者你还没听说？”

“我不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露丝说：

“那么你等着吧。”

“等什么？”

“明天你就知道了。”

她挂断电话。我想回拨过去，但转念又作罢。我猜到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我喃喃自语了好几遍：“这不可能。”

第二天，我得知了事情的始末。说也奇怪：虽然听到这则消息时早有准备，我还是茫然失措。一如昨夜猜度这则消息时那样失魂落魄，而且颇为伤感。有如老友亡故，或许该提前起草一份悼文或演讲稿。我自语道，斯人已逝，这标志着阿根廷戏剧最辉煌的时代已然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