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的炉火（第2/3页）

我在乎吗？是的，我在某种程度上在乎。然而，我告诉自己，半条面包总比没有强，而理查德就是某种面包。对于我自己和艾梅来说，他就是桌上的面包。瑞妮常说：超越它；而我确实尝试过。我试图超越它，升入空中，像一只摆脱控制的气球。有时候我成功了。

我把我的时间利用起来，而且我已经学会怎样去利用。现在我开始认真地养花种草，正在逐步取得一些成绩。我种的东西并没有全死掉。我计划搞出一个四季常青的绿荫花园。

理查德维持着体面的夫妻关系，我也如此。我们去参加鸡尾酒会和晚宴，一起进进出出，他的手挽着我的胳膊肘。我们不忘记在餐前喝一两杯酒，或者三杯。我渐渐有点喜欢上了杜松子酒——同这个酒或那个酒掺起来喝。不过，只要我还能感觉到四肢，管住舌头，我就不会到喝醉的程度。我们仍然在事物的表面上滑行——在良好风度的薄冰上滑行，掩盖了下面黑暗的湖水：一旦冰融化了，你就沉下去了。

半个生活总比没有强。

我没能全面地反映理查德这个人。他仍然像一个硬板纸的剪影。我明白这一点。我无法真实地描绘他，我找不到准确的焦点：他的形象模糊不清，就像潮湿的废报纸上的一张脸。甚至在我看来他的形象小于真实面目的时候——尽管总是大于真实面目——也是如此。这源于他拥有太多的钱，在世上出头露面太多——这就导致你从他身上期待比实际更多的东西，于是他身上的平庸似乎就像是缺陷了。他生性残忍，但不像一只狮子，而更像是一种大的啮齿动物。他在地下挖通道；他咬掉植物的根来弄死它们。

他为了表现出大度的慷慨行为，对他的资金作了大笔的调动，但实际上却一毛不拔。他已经变成了他自己的一尊雕像：巨大、出名、气势不凡，却空空如也。

倒不是他在摆谱；他还没有足够的资格摆谱。简单说，他就是这么回事。

战争爆发的时候，理查德处境不妙。在生意上，他曾经同德国人打得火热；在演讲中，他对他们赞赏有加。像他的许多同事一样，他对德国人践踏民主的野蛮行径曾经视而不见；我们的许多领袖一直批评民主制度不可行，但他们现在却热衷于维护了。

理查德无法再同一夜之间变成敌人的那些人做生意，因此他注定要损失许多金钱。他不得不争争抢抢，磕头求人；这对于他并不容易接受，但他还是这样做了。他设法挽救了自己的位置，挤回到有利的地位——不过，他并不是唯一两手不干净的人，其他人最好不要用他们沾着污迹的手指去指着他——很快，他的工厂就轰鸣起来，开足马力为战争出力，于是没有人比他更爱国了。因此，当俄国加入同盟阵营，约瑟夫·斯大林突然成了人人亲爱的叔叔时，局势并没有对他不利。不错，理查德曾经说过许多反对共产党的话，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一切都既往不咎了，难道你敌人的敌人不就是你的朋友吗？

与此同时，我艰难地过着一天又一天，不是像以往一样——情况已经有所改变——而是尽力过好。现在我会用固执这个词来描绘那时的自己，或者昏昏沉沉也行。不再有游园会要去应酬；不再有长统丝袜，除非去黑市购买。肉类配额供应，黄油和糖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比别人多要这些东西，那么建立某种关系就变得重要了。不再有豪华游轮穿越大西洋航行——“玛丽女王”号变成了军用船。收音机不再是手提的音乐台，而变成了狂热的神谕。每晚我都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新闻开头总是糟糕的。

战争不停地继续着，像一台无情的发动机。那种持续的、沉闷的紧张把人们消磨得精疲力竭。这好比在黎明前的幽暗中听一个人磨牙，而你躺在床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然而，战争也带来了某些好处。穆加特罗伊德先生离开我们，参军去了。就是在那时我学会了开车。我接管了家中的一辆车，我想是那辆本特利牌汽车。理查德已经把它登记在我的名下——这给了我们更多的汽油。（当然，汽油也是配额供应，可对理查德这样的人不那么严格。）它也带给了我更多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对我不再有多大用处了。

我患上了感冒，又转化成支气管炎——那年冬天人人都得了感冒。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治愈。我长时间躺在床上，心中悲伤。我不停地咳嗽。我不再去看新闻片——演说、战役、轰炸、破坏、胜利，甚至是入侵。有人对我们说，这是轰轰烈烈的时代，但我已经失去了兴趣。

战争的尾声临近了。它越来越近，然后结束了。我记得最后一场战争结束后的安静，接着是钟声鸣响。当时是十一月份，水洼上还结着冰，而现在是春天了。举行了庆祝游行，发布了公告，吹起了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