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服（第2/3页）

我听到咯咯一声，可能是我体内发出的，也可能不是；我吓得心咚咚直跳。我明明知道那池水是眼睛、耳朵或大脑的一种奇怪的幻觉。不过，还是别下去的好。我把一篮子要洗的衣物撂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上，不管了。也许以后我会再下去取的，也许不会。但有人会的。米拉会闭紧双唇去取的。现在我把衣物留在了那里，米拉准会把那个女工强派给我。我转过身去，差点摔倒，赶紧抓住楼梯扶手，然后一步一格地往上攀，终于回到了温暖明亮的厨房，顿觉神清气爽。

窗外灰蒙蒙的。那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一片灰色：阴沉沉的天空，还有踩上去吱吱作响的积雪。我插上电壶插头，水很快就开始吱吱冒气了。当你感到你的器具在关照你，而不是你在关照你的器具时，你的身体状况可就不妙了。不过，我还是感到一丝慰藉。

我沏了杯茶，把它喝了，然后用水把茶杯涮干净。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能够自己洗碗碟的。接着，我把茶杯放回橱里，归类摆好。碗橱里茶杯的花色都是祖母阿黛莉娅手工绘制的；不同花色的茶杯都分类摆放，百合花的归百合花，紫罗兰的归紫罗兰。这样一来我的碗橱至少不至于乱七八糟。然而，看到丢弃在地下室楼梯上的那堆脏衣物我就心烦。所有那些破衣服，那些皱巴巴的烂布片，就像从我身上褪下的一层层白壳；不过，颜色并不是全白。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我的躯体在这些空页上乱涂乱画，慢慢地却毫无保留地把躯体里面的东西都翻了出来，留下了隐秘的痕迹。

也许我该去把这些衣物拾掇一下，然后放回塑料篮里收起来，神不知鬼不觉。这里说的神鬼无非是指米拉。

看来，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对整洁的渴望。

迟做总比不做强，瑞妮如是说。

呵，瑞妮。我多希望你在我身边啊。回来照顾我吧！

然而，她不会回来了。我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我曾郑重地许下诺言：要照顾好劳拉和我自己。

迟做总比不做强。

说到哪儿了？那是个冬天。不，我已经过了冬天。

当时是春天，一九三六年的春天。那是个一切都开始分崩离析的年代。在那一年，分崩离析不断，而且越来越厉害。

爱德华国王在那一年退位；他选择了爱情，而放弃了江山。不，他是选择了温莎公爵夫人的小江山，而放弃了他的大江山。这件事到现在人们还记忆犹新。再者，西班牙内战开始了，但真正开始是在数月之后。那年三月有什么事是家喻户晓的呢？有。理查德在早餐时抖抖手中的报纸说道：他终于干了。

那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吃早饭。除了周末，劳拉是不和我们共进早餐的；平时她也假装睡过头，尽量不和我们一起吃。平日，因为要去上学，她自己一个人在厨房里吃早餐。有时却不是她一个人：穆加特罗伊德太太常常也在厨房里。穆加特罗伊德先生开车送她去学校，再接她回来，因为理查德不喜欢她步行去上学。确切地说，他是担心她走失。

她午饭在学校吃，星期二和星期四要学长笛，因为乐器演奏是必修课。她学过钢琴，但毫无长进；学大提琴也是如此。听说劳拉讨厌练习乐器，但傍晚有时也会欣赏到她那跑调的长笛声。那跑调的笛声似乎是故意吹出来的。

“我要找她谈谈。”理查德说道。

“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我说，“她只是在照你的要求去做。”

劳拉表面上不再对理查德不恭。然而，只要理查德一进屋，她就会离开。

我们再回到早报的事上来。理查德在我面前张开报纸，我可以看到报纸上的标题。他就是希特勒。他的大军已经开进了莱茵河流域。他违反了国际准则，越过了边界，做了公理不容的事。我说，理查德说道，你别看他的部队只前进了一英里，可其他地方照样也会受到突然袭击。他才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呢。他可是个狡猾的家伙。看到篱笆上有个洞他就进去。看到一个机会他就抓住。你不得不拱手相让。

他说的有道理，但我没听进去。那几个月里，为保持心情平静，我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什么都听而不闻。我得排除外界噪声的干扰。我仿佛是一个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空走钢丝的艺人，不敢分心，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当你每天所想的都离现实生活很远时，你还能干什么别的呢？桌上摆着一只花瓶，那天早晨里面有一株多花水仙；它是从威妮弗蕾德送来的那盆球芽中挑出来的。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有水仙花太好了，她说。闻起来真香，好像闻到了一丝希望。

威妮弗蕾德认为我无关紧要。换句话说，她认为我是个傻子。后来——十年后——她在电话中说（那时我们不再见面）：“我以前认为你很傻，其实你很歹毒。你对我们一直怀恨在心——你父亲破了产，并烧毁了自己的工厂，而你把这事全怪在我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