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扣厂野餐会（第2/5页）

除此之外，人们还会瞎胡闹——寻欢作乐。柜台上提供的饮料最多也只是柠檬汁，但是男人们会带来自装和瓶装威士忌。黄昏来临之时，也许会发生扭打、喊叫，喧闹的笑声穿过树林。接着，河边上有一个男人或青年被整个地扔进河里，溅起了片片水花；要么就索性将他的裤子扒掉。若格斯河的这一段水很浅，因此几乎没有人会淹死。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开始放焰火。在野餐会的鼎盛时期（至少在我印象中是“鼎盛时期”），人们还举行方形舞会，有小提琴伴奏。但是据我记得，到了一九三四年，这种过分铺张的庆祝活动就被削减了。

下午三点左右，父亲会在踢踏舞的舞台上作一次演讲。演讲总是很短，但无论是年长的男人还是女人都会专心致志地聆听；女人们如此专注是因为她们在厂里做工，或者嫁给了厂里的工人。随着经济的不景气，就连年轻的男人也开始听演讲了；甚至身着夏装、半裸着手臂的姑娘也不例外。父亲的演讲从来不长，但你可以从他话的字里行间领会他的意思。“有理由高兴”是好事；“有根据乐观”就是坏事了。

那一年，天气又热又干，持续了太长的时间。野餐会上没有像往常那样放许多气球，也没有旋转木马了。玉米棒子非常老，玉米粒皱得犹如人的指关节；柠檬汁喝上去像掺了水，热狗被一抢而光。然而，蔡斯公司还没有人被解雇。生产放慢了速度，但没有解雇工人。

父亲说了四次“有根据乐观”，却没有一次提到“有理由高兴”。台下，工人们的神情一片焦急。

当我和劳拉还小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参加这种野餐会；现在情况却不同了，我们到场却是一种义务。我们得去亮亮相。这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母亲不管有多么不舒服，她总是每场必到。

母亲去世后，瑞妮就接管了我们。她对我们这一天的衣着打扮总是精心准备，一丝不苟。我们不能穿得太随便，因为这会显示出一种轻蔑，似乎我们对镇上人的看法毫不在乎；但也不能穿得太讲究，因为这会给人一种摆架子的感觉。现在我们长大了，可以自己挑选衣服——我刚满十八岁，而劳拉十四岁半——不过我们已不再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了。尽管我们有了一些瑞妮所说的好行头，但过分的奢侈在我们家向来是不提倡的。不过，最近奢侈的定义变了，它意味着一切新的东西。野餐会上，我们俩穿的都是去年夏天穿过的蓝色阿尔卑斯村姑裙和白衬衫。劳拉戴着我三年前的那顶帽子；我自己戴的则是去年的，只是换了一条丝带而已。

劳拉似乎并不介意，而我却相反。我说了自己的看法，劳拉说我太看重衣着了。

我们听着父亲的演讲。（或者说我听着。劳拉是一派聆听的样子——两眼圆睁，头专注地歪向一边——但你根本无法知道她到底在听什么。）父亲以前总是能够成功地发表他的演说，不管他刚喝过什么酒；可这一次却说得结结巴巴。他将事先打好的讲稿贴近他那只好眼，然后又放远一些，目光茫然，仿佛他并未订购商品却来了一张账单。他的衣服从前都是很体面的，即便旧了也不失风度，可那天他的衣服看上去邋遢不堪。耳边的头发参差不齐，看样子需要修剪一下；他似乎满脸困扰——甚至有些凶恶，活像一个走投无路的抢劫犯。

他演讲完毕后，人们只是完成任务似地鼓了一下掌。有些男人凑在一起，小声地谈论着什么；另一些人把茄克衫或毛毯铺在地上，坐在树底下，或者索性躺下来用手帕盖着脸，打起了瞌睡。只有男人们才这么做。女人们则保持清醒，十分注意。母亲们带着孩子们去河边，踩在小沙滩上玩水。另一边，一场尘土飞扬的篮球赛开始了；一群观众昏沉沉地在一旁观看。

我走到瑞妮身旁，帮她义卖糕饼。这种义卖是为了谁？我记不起来了。不过，我每年都来帮忙——她正指望我这样做。我对劳拉说她也该一起来，可她假装没听到，慢慢走开了，晃动着她那下垂的帽檐。

我让她走了。我应该看住她；瑞妮从未为我操过什么心，但是她认为劳拉太轻信别人了，与陌生人太亲密了。白奴贩子总是在四处探寻，劳拉自然会成为他们的目标。她会上一辆陌生的汽车，开一扇不熟悉的房门，穿过一条不该去的街道——那就完了，因为她不分好人坏人，或者说她的判断标准与别人不一样。你无法提醒她，因为她不理解这种提醒。倒不是她无视常规，她只是把它抛在了脑后。

我老是要看住劳拉，感到烦透了，而她又不领情。我总是要对她的闪失负责，包容她的过错，这我也烦透了。我厌倦了担负责任，到此为止吧。我想去欧洲，或者去纽约，再不就去蒙特利尔——去夜总会，去社交聚会，去瑞妮的社交杂志中提到的所有那些令人兴奋的地方——但家里需要我。家里需要我，家里需要我——这听起来像是终生监禁。说得坏一点，就像是一首挽歌。我被困在了提康德罗加港——一个普通钮扣的光荣城堡、一个为精打细算的购物者生产廉价长衬裤的服装城。我就呆在这个地方不动了，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结果我就会像“暴力小姐”那样成为一个老姑娘，招来众人的同情和取笑。这是我内心深处的恐惧。我想去别的地方，然而却没有途径。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希望遭到白奴贩子的绑架，即使我并不相信他们。至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改变。